东京28 > 精华帖文 >


[转贴]反思斗争会
反思斗争会

陶渭熊
斗争会有一个美名叫”说理斗争”,《现代汉语词典》306页也说:“群众用说理、揭发、控诉等方式打击敌对分子或坏分子:开斗争会。”说理须用斗争?斗争岂容说理?斗争会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很有探讨的必要。

斗争会的起源

斗争会大约不是舶来品。因为斯大林清洗布哈林等人和屠杀两千万苏联人的时候,没有关于斗争会的记载。东欧以及古、朝、越等国家也没听说把地主斗争后瓜分财产的事。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一口气杀了200多万柬埔寨无辜平民,1全用枪弹解决问题,没有和敌人“说理”的耐心。可见斗争会是中国的专利品。

那么它起源于何时,又为何人发明呢?据我所知,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有把地主捆绑、戴高帽子游乡、罚款损款、杀猪出谷、在小姐少奶奶床上打滚等记录。2而无斗争会的记载。在江西时期,前敌书记毛泽东派得力助手李韶九到红二十军抓AB团的时候,李韶九“大肆捕人,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血流成河”,酿成反对毛泽东的富田事变3,也未见召开斗争会什么的。长征时期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开斗争会“说理”。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强行给王实味扣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三顶帽子的时候,使用了斗争会的方法4;而此时“抢救”出的多得如麻的“特务”,也全部是斗争会的“成果”。可见斗争会起源于延安时期,发明者是康生;但他仅是整风运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他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的,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不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不过问、不指导;康生的一切行动正是毛泽东意志的体现,因此毛泽东才是斗争会的真正发明者。可以想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克敌制胜的毛泽东,一定从富田事变中汲取了教训:消灭肉体虽然可以清除异己,但是难以征服人心还会激起反抗,那“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3是他唯我独尊一生中的最大阴影。为了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又占有舆论高地,在强加罪名时又使人“口服心服”,便发明了斗争会这种方法,只准斗人者“说理”,被斗者有理也不准说、不敢说,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个”理”。这样,斗出来的“事实”就成为不能推翻的铁案。这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发明创造”。从此以后在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直到文革等一切政治运动中都屡试不爽,成为开遍中华大地的奇特之花。

斗争会的特点

首先,在形式上,它是群体对个体的伤害,也即一种多数人暴政。因为所有的斗争会都是一群人——少则十几人多则成千上万——对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实施的野蛮围攻。大轰大嗡、大喊大叫,口号声连天,打杀声不断,是斗争会的特点。在斗争会上,被斗人站在台上低头、弯腰,罚跪、被打、扯头发等是常事。而土改时则将地主跪着斗、捆着斗、吊着斗、边打边斗,甚至强迫女地主脱下裤子斗……5。这个时候 ,斗人者可以对被斗者进行任何形式的人身攻击和身体伤害,诽谤、诬蔑、辱骂、栽赃、上纲上线、索要钱物、吐唾沫、搧耳光,捆绑吊打……无所不为。而被斗者只能洗耳恭听,承认“罪行”、交出钱物,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连不满的情绪也不能流露;如果对于诬蔑诽谤稍有辩解,或流露一丝不满,就是态度顽固、对抗群众运动,将会遭受更大的灾难,斗争加剧,棍棒交加,甚至当场被打死。例如罗隆基坚决否定“章罗联盟”的存在,但他遭到的是长达半年之久、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斗争6。而土改时在斗争会上打死地主更是累见不鲜,最近《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发表白介夫〈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可以作证。斗争会还容不得“杂音”,否则与被斗人同罪。例如斗争会上说地主好,一定被定为地主的“狗腿子”也要被斗争;说被斗者不是右派,说话人马上被打为右派……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知道,斗争会是怎样“说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斗人的一切权利被剥夺殆尽,甚至生命难保,也无人敢于主持公道,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和伤害,人格、尊严也不复存在,即使被斗后还能幸存,也是一辈子的耻辱和伤痛。

其次,斗争会的目的,是强迫被斗者承认强加的一切罪名或交出财物;如果达不到目的,则誓不罢休,斗争会将无休无止,威胁恫吓、吊打齐施,直到将被斗者“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蹐上一只足,永世不得翻身”。例如康生整王实味的时候,从1942年5月凤凰彩票27日到6月11日,历时16天开了14次斗争大会,直到王实味不得不承认根本不存在的上述三顶帽子为止4。又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要给彭德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从7月23日到8月16日,开了25天斗争会,彭德怀也不得不违心的检讨、认罪,违心的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7。而斗地主、斗右派、直到斗刘少奇,哪一次不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可见斗争会和刑讯逼供并没有什么两样。把斗争会冠以“说理”的美名,是用谎言来掩盖事实。

斗争会还是一种对群众利诱和慑服的过程,领导们十分关注每个人在斗争会上的表现,并以此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然后区别对待,提拔重用或孤立打击。为了积极上爬或逃脱被孤立打击的命运,所有人都被卷入斗争会的旋涡中疯狂地整人。

第三,在程序上,斗争会“先罪后证”,是一种极其荒谬的定罪过程。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如果公民触犯刑律,只能由检察机关立案侦察,掌握确凿证据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由法院裁定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并允许辩护。要裁定一个公民有罪,是一个严肃的司法过程,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这叫“无罪推定”,可以较好地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斗争会是怎样定罪的呢?所有的斗争会都是在事前定好被斗人的“罪行”,再在斗争会上让人“检举揭发”或逼迫被斗者“坦白交待”搜集“罪证”。这种“罪证”既不准被斗人辩解,也不准其他人提供无罪证明;而“罪证”一旦记录在案,整成材料“定性”,就可以给人戴上“帽子”、撤职降级、监督改造,直至交司法机关判刑劳改。而认定被斗人“罪行”的,不是被斗人真有什么罪过,仅仅凭单位领导人的主观意志,顶撞领导的、不听话的、看不顺眼的,和领导人有“过节”行为的……都可以成为被斗的理由;一旦将人推上了被斗席,“罪证”也就沿沿不断地出现在了。这样一种定罪程式,我们只能叫作荒谬!而更为荒谬的,是将斗争会演变成杀人会,只要有人说“不‘讲理’了,干脆打死拉倒”便将被斗者活活打死8,这种种情况在东京28开奖网址土改运动中不知发生过多少。

第四,在法律上,斗争会是一种法外施法的违法行为。在法制社会里,要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褫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只能是法律授权的司法机关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文依法行事,其他任何人,那怕是贵为总统也无权司法。但是中国的斗争会,司法主体却不是司法机关,而是各级党组织或掌权的党员,他们想斗谁,便以党的名义召开会斗争。以党代法,以党滥法,莫此为甚!中国从来没有《斗争会法》,也没有《斗争会定罪法》,因此组织斗争会和斗争会上定罪,都是根据“党”的感觉而不是依法办事。例如所有地主都因”地主”帽子而戴罪一生并祸及子孙,但是法律中却从来没有“地主罪”;使55万知识精英二十余年忍辱含羞历尽人间磨难,“右派”已成事实上的罪名,但法律中也找不到“右派罪”;同样,也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罪”、“走资派罪”……但是他们同样被斗争而且成了罪人。可见组织斗争会和通过斗争会给人定罪,都是一种法外司法的不法行为。

斗争会的后果

由于斗争会是一种超越法律践踏人权的行为,是一种张扬执政者意志而不顾事实的行为,是一种只准栽脏陷害而不准辩诬的行为,因此它是一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行为,其后果只能是:树立个人淫威,制造冤案。

回顾历史可知,凡是斗争会盛行的年代,便是毛泽东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的年代。年延安整风,斗争会诞生并开始盛行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打击王明确保銮位,制服知识分子树立个人淫威的时候。土改也是斗争会最兴盛的时候,几百万地主惨遭斗争,此时也正是毛泽东“大救星”如日升天的时候。三反、五反,是通过斗争会在城市贫民和工商业者之中树立毛泽东的“万岁”形象。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派,则是使用斗争会对知识分子实施打击、驯化和奴役,摧毁他们的民主思想和自由意志,确保毛泽东思想的万世一统。而文化革命打倒一切、破坏一切、毁灭一切,废黜万家独尊“毛术”,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正是通过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亿万愚民参加的斗争会而实现的。

至于斗争会制造冤案,早为世人皆知了。延安整风中揪出的王实味们以及大量的“特务”们9,有一个是揪“对”了的吗?思想改造中被逼跳水的、上吊的,是斗“对”了吗?反胡风、反右派,反“对”了吗?整彭德怀、整刘少奇整“对”了吗?……这些一错再错,造成数以亿计的冤假错案,哪一个不是斗争会的产物!至于土改中斗地主,不过是把两千多年来的土地所有制度,以及这种制度造成的一切后果,全部归罪于末代地主,将其进行惨无人道的斗争,这对于奉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家们,是正确的吗?如果说斗争会于革命有功,这就是它的“丰功伟绩”。

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终于不再搞斗争会了,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对斗争会缺乏反思和必要的批判,不知什么时候还会死灰复燃。不久前“避孕套”们——需要时使用,兴奋过后丢弃一边,连看一眼都觉得恶心(阿森语)——即粪青们对王千源和南都报的围剿,不正是别一种形式的斗争会吗? 东京28开奖网址


参考文献

1王晓林:《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水黄春秋》2008年第1期。

2毛泽东:《湖南窕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8页。

3《富田事件始末》《文史精华》2001年第3期。

4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炎典春秋》1992年第1 期。

5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炎典春秋》2006年第8期。

6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7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8白介夫:《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炎典春秋》2008年第1期。

9韦君宜:《思痛录》7—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