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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邦的人力资源管理(原创,欢迎拍砖~)
刘邦资本论
说起汉高祖刘邦,中国人都不陌生,作为一个出身近乎平民、要文无文要武无武的秦朝的小官,他在八年的时间里赤手空拳、由弱到强,创建下一个让前朝历代逊色、让后世万世景仰的大汉帝国,期间的戎马倥偬、刀头舔血的艰辛自是寻常人所难以想象的,而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其间所创造的三打丰地、鸿门请罪、暗渡陈仓、两线夹击、背水一战、十面埋伏等等近似于完美的智略,在今天看来堪称是中华民族早期发展史上最出彩、最亮丽的一笔。但作为一个文治武功上取得如此完胜的胜利者,他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血有肉的一代开国君主,历史记载的另一面中,他同时也是带有明显缺遗的领导者,生性懒散,酷爱美色财物,动辙就对手下能臣干将破口大骂的,而在历代民间传说中,更没有哪个帝王象他一样如此频繁地在街头巷尾的演义传奇中被普通百姓"戏说"不断。

这就是刘邦,一个带有超时代观念和性格的领导者,一个善于在弱肉强食的乱世丛林中保存自己、并能由弱转强的成功者。而他与众不同的智谋与韬略,则是他成就一切事业的根本。

秦为何亡?汉为何兴?
刘邦的汉朝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朝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汉与秦之间的兴替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能量转化过程,但转化的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转化呢?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

最著名的说法是认为,秦朝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才导致的"攻守之势易也",认为是秦国在始皇帝时代所实行的一系列暴政导致秦帝国的彻底瓦解,而汉刘邦则是通过一系列仁政的落实才得以在亡秦、灭楚的过程中赢得越来越多的人民事实上的拥戴。另一个对秦汉兴替过程所作的美丽总结则说"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珠,用之如泥沙……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篇为项羽焚烧的阿房宫所作的《阿房宫赋》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秦国统一六国后把六国的资源物产均占为己有,而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因此才导致的全国人民大起义。也正因为这一说法比较符合现代教科书的口径,因此这篇并算不得辞赋佳作的文章一直在中学课本里长登不辍,吟诵至今。而第三个说法更是无从可考,说刘邦是“赤帝之子”,他夜斩白蛇、“云气如龙”都是说明他继承皇统是天意所归,民心所向。

其实,如果抛开后世加于刘邦集团身上的各种仁义道德的光环,笔者认为,刘邦的最终胜利和秦朝的灭亡之间最具转承关系的因素就是对社会人才的吸纳和运用上。在当上皇帝后的一次国宴上,在谈及自己之所以得天下、项羽之所以失天下凤凰彩票的原因时,刘邦就恰当地总结自己的优点为善识人才,善用人才。的确,成就帝业少不了各方面人才的支持,在长达四年的反秦战争和几乎同样长时间的楚汉争霸过程中,一大批诸如张良、韩信、萧何、陈平、曹参、郦食其这些实践证明单方面的水平能力绝对称得上是时代佼佼者的人才始终团结在以刘邦为首的汉核心周围,张良出谋,韩信带兵,萧何管后勤,郦食其负责外交,陈平、曹参等人为修正。相比秦国用几百年死伤累计几百万人才得以灭六国、大一统的持久战,刘邦集团群策群力,仅用了八年时间便使汉集团从一个根据地仅为丰、沛两县、兵力最初不过几千人的小股反政府武装,一跃成为再度继统华夏文明的中央帝国,其中刘邦在用人上和自身素质培养上的经验才是是真正值得后人借鉴探讨的。

但古往今来的史学家、政治家谈到秦汉兴替,最津津乐道的则是秦的残暴与汉的怀柔。无论是说秦爱纷奢,还是"仁义不施",其根本矛头都是指向秦统一后所实行的"暴政"。但秦国以中央集权为特征、以严法酷刑治天下的"暴政"在秦始皇以前早已存在,战国年代里无论是六国攻秦之战还是秦赵长平之战,秦在相对时间里实行的总动员早已超过人们所能认知的全民皆兵的程度,对一国一地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也远远超过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利用全国人力物力修长城、建陵墓、盖阿房宫所带来的震荡效应,但那时的秦国内部为什么在如此高压暴政下不仅没发生动荡,反而能越战越强,最终统一了全国呢?换个角度来说,为时四年之久的楚汉争霸战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破坏比起秦代也剧烈得多。刘邦所统领的汉军直至战争后期仍是败多胜少,唯一所能依赖的就是留守后方的"总管"萧何象周扒皮一样聚敛起来的财力物力补给,及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的生力军,最后几乎就是靠着这种人海战争的手段才得以消灭了项羽。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应付前线吃紧的局面,仅仅包括了战国时期秦国大部分领土和楚国一小部分领土(仅相当于当时全国领土的五分之一)的汉军根据地,往往要同时供给30万、甚至50万以上在中原或华南、华东作战的远征军(几乎相当于秦朝全盛时东京28开奖网址期军队总数的一半),才能保证战场上的兵力优势。前线兵力的庞大也意味着损耗的巨大。

在彭城之战中,30万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但为了不让项羽吃掉自己,汉军又在萧何的运筹帷幄下,采用紧急动员的方式,在短短的时间内恢复到了原来的规模。想想看,当时几十万新兵要背着给养、带着武器,走出当时仅靠山中栈道与外界相连的蜀中盆地,千里迢迢及时到达前线,再考虑到沿途疾病、事故、逃亡等消耗,如果没有比秦代更为严酷的法令来约束,没有比前线所需人数多几倍的后备人力为后盾,以当时的条件能做到这一切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即使到了20世纪生产力更为发达,交通、补给更为便利的抗战时期,从后方派往前线的壮丁十之七八都要损耗在路上,真正能到达前线的有时几千人里仅有几十人而已。两千年后尚且如此,更何况蜀道难通、开化未久的2000年前的楚汉争霸时期呢?为了及时补充前线损失的这几十万军队,后方要进行怎样残酷的动员?而我们也不难想见,为了四年里一系列战略目标的顺利实施,汉军后方所进行的动员对社会的破坏力肯定要远远超出秦代的程度,但这一切也没让汉军的根据地瓦解动摇掉,反而最终靠着人海战术和刘邦集团超人的谋略打败了战场上的常胜霸王项羽。我们更不要忘掉,就在此前不久,曾任秦朝泗水亭长的刘邦在押送壮丁前往咸阳修始皇帝陵时,就是因为不堪壮丁大量逃亡才被迫投入反秦阵营的。现如今,当年的反压迫者变身成为了压迫者,抛开历史所赋予刘皇帝的种种仁义的面纱,当时的他完全知道什么才是他真正所急需的——是仁义道德吗?是他在关中信誓旦旦的那“约法三章”吗?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在“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豪言壮语背后,是一台默默运转了整整四年的以残忍为程序、以压榨为手段,以双方人口为燃料、以成百上千万尸体为成品的绞肉机。这一切也足以说明,所谓的“仁义”、所谓的“道德”,在领袖人物的头脑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它们只存在于后世史家笔下的贴金工程里,只存在于为胜利者歌功颂德的袅袅香烟中。

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东京28我眼中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傲慢的长者,他从不在乎大动荡时代下芸芸众生的悲剧和命运,几百年间秦国走向统一的光荣与梦想,陈涉、吴广等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与壮举,项羽这个簪缨世家、过时英雄的无奈与感叹,在他眼前只是过耳的清风,只有那些能善于发现人才、合理使用人才最终踏上金字塔顶端的成功者才能让他俯首低眉,在厚厚的青史上不厌其烦地为胜利者镌刻上“仁义”、“道德”的光环。

秦之弊,汉之端

战国时期以"百家争鸣"为代表的文化繁荣的背后,更是一个纵横家、战略家等人才层出不穷的人才年代。为了能让自己的国家完成统一的任务,也为了能在长达几百年的列国相持局面中更好地保存自己,当时各国的国君纷纷以"取士"、"养客"等手段为自己广揽人才,甚至不惜打破门阀观念和地域仇视,不拘一格奖掖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臣猛将,著名的四大公子均是以养士众多而闻名,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而平民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在自身的能力培养上下苦工夫,通过卓越的战功或献计献策等方式来让自己实现人生的飞跃,出人头地。

当时曾名动一时的苏秦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早年靠着兄嫂的接济才勉强得以度日,成人后想通过游说各国的方式混碗饭吃,但一出门才发现,这社会上有真才实学的人太多了,靠自己肚中那点水儿实在难办,于是又翻回头去闭门苦读,甚至发明了头悬梁、锥刺骨等极端手段,这才终于学有所成顺利得官,最后甚至掌握了六国相印。另一个典型例子则是名将吴起。他是卫国人,最初效力于鲁国,鲁公本想重用他,却担心他娶了鲁国的世仇齐国人做妻子,恐怕将来为鲁国不利。吴起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回到家中一刀剁了自己的妻子,又提着人头找鲁公要官,这次鲁公面对血淋淋的人头心里终于答应了,吴齐带兵很快就打败了来犯的齐军。但后来鲁公又听信了道学家的谗言,认为吴起杀妻过于残忍,吴齐听说后只能去投奔魏国。结果,因吴起社会背景复杂、道德败坏而弃置不用的鲁国并没有因自己的品德高尚而幸免于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早早地就消失于历史舞台了,倒是不拘一格破格提拔了吴起的魏国却因吴起的能力而强盛一时。战国时期的秦国之所以能从同时期的七大国中脱颖而出,靠的则是由商殃(其实也是外国人,原名卫殃,卫国人士)变法所确立的人才升迁机制产生的更广泛的激励效应,按照秦法,在战场上杀死多少敌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质奖励与提拔,同时,擅自投降则意味着留在后方的全家人都要人头不保。人只有在确信正为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拼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因此变法后的秦军在吞并六国的战斗中能屡屡表现出远超出对手的顽强斗志。

长达几百年的相互攻杀和事实上各国都约定俗成的"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指引下,使得整个战国时期都成为了野心家、政治家、冒险家的乐园,也营造了一个有志之人"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大学堂。而秦朝统一六国战争的结束,对这些还尚未获得资质的人才来说,就如同彗星撞击地球对恐龙的影响一样巨大——和平时期的骤然到来,几乎没仗可打了,使得大家几百年来靠着三寸之舌或武勇之力来谋求升迁的道路被迫中断;全国中高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出自秦国一地,让那些或身怀治国安民之术、或满腹兵谋韬略的人一下子几乎全都失去了进取的动力与目标;而昔日能凭着家族的荣誉在自己国家谋求发展的那些有钱有势的列国贵族子弟,则更因国破家亡丧失掉了依靠门阀关系获得进取的道路。更糟糕的是,由于秦始皇意识到这些战国年代培养起来的过剩人才会对皇朝的稳定带来影响,于是采用了焚书坑儒的极端做法。有形的书可以用行政命令销毁掉,但人们无形的心术却是难以捕捉的。既然通过读书来谋取合法升迁的唯一一条道路也堵塞了,于是在大秦帝国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形形色色的过剩人才只能以其他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致来看,在战国的乱世中培养起来,在灭秦的战争中崭露头角的人杰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长期蛰伏于统治结构底层的人才,本来可以通过吸纳提拔的方式来加强秦朝本身的统治,但象刘邦这样的一代雄主,在秦代只能以泗水亭长(主管工作相当于现在乡招待所所长兼派出所所长的职务)一职上一干十几年。萧何、曹参这两位日后大汉帝国的总理级人物在秦代算有点文化的,但当时的职务也只是比刘邦稍高一点的县主吏、文书(相当于县常务副县长、秘书长)而已。这类处于官僚体系底层的能人最了解基层情况,同时也是变相受秦压榨最重的人群,夫役、粮税凑不齐要拿他们说事,押送苦力到工地误了时间也要找他们问罪,但干得好的长期得不到升迁,稍微懈怠一点则可能遭到全家灭门的重罚,既得利益阶层的好处沾不到多少,而为整个统治阶层所肩负的义务却又比谁都多,风险比谁都大,这样的阶层名为统治阶级的基石,但若没有处理好他们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则会马上变成统治阶层基石上的炸弹。

第二类人才则是项梁叔侄、张良、田横一类的世家子弟,他们在七国并立的时代都是分享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但秦灭六国的现实使得他们一夜之间从贵族华胄沦落成平民百姓,身份是降了,但他们却大都保留着旧有的土地财产和自己身为贵族在当地的影响力,象韩国贵公子张良就曾用家产招募高丽壮士对秦始皇车队进行恐怖袭击,事后他还能带着大把的半两钱到处躲避通缉,甚至还有闲心情跑到桥上给无名老者拾鞋系履,这些事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很难办到的。而项梁叔侄在起义之后能迅速动员起一支拥有8000人的武装力量,这也和他们昔日楚国贵族、名将之后的身份与财力有很大的关系。更可观的是,他们自小就接受过的旨在未来能经邦治国的良好教育并没有因秦并六国战争的结束而丧失掉,时刻准备着各自复国时机的到来。

第三类人才则是灌婴、陈平、韩信一类的真正生活在底层的末路英雄,如果没有秦末的大起义,他们最终的命运可能就只是辗转于沟壑一条可走了。陈平曾在村里为大家主持祭肉的发放,他条割缕析,公正严明,最后居然让全村人都对他分配的公正性赞不绝口,而终秦一代,陈平空有一身宰割天下的胸襟却无用武之地,甚至还要因生活能力低下而受嫂子的奚落与嘲讽。相对于陈平,韩信的经历更是难堪。他家里穷,又没有靠山,连象刘邦那样的小吏也因无人推荐而当不上,刚开始跟着别人蹭饭吃,但没多久大家都开始嫌弃起他来。在城外钓鱼,鱼没钓上来自己的肚子先叫了起来,一个洗衣服的老婆婆看他可怜把饭分给他吃,他感激涕零地对人家说:“我将来一定要重重地报答您老人家。”老婆婆一听就火了:“你一个大小伙子连自己都养不活,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的,难道会希罕你的报答吗?” 看来人要穷不仅志气短,穷到极处甚至连句客套话都没资格说了。

凡此种种,这样的人才都是按照战国时期那个特殊背景而打造出来的乱世之英,在战国时代都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甚至改变历史的人才,但秦朝由于政治上的短见,忽略了对这批流落社会的人才的选拔与使用,甚至将他们推向了反对自己统治的对立面去。而无论谁一旦拥有了当时这些最杰出的人才,并能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出路,这样的领袖必将完成推翻前朝秩序、重建文明社会的历史使命。刘邦正是这个历史转折过程中敲响了命运之门,在秦朝这个大公司濒临破产时,他首先敏锐地判断了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率先进行的第一笔资本收购就是猎头工程——从沉沦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中发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