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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然的”?
(在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一书自然章节对"自然"一词有更犀利和精彩的论述)

理查德·道金斯[1]

非常抱歉我迟到了……部分原因在我。我很遗憾错过了Patrick Holden演讲的开始部分。我从小听着土壤协会的宣传长大——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我曾经生活在一个有机农场(在有机农业流行之前很久它就是一个有机农场了)。我的父亲是土壤协会的一个热心成员,即使不是创始人之一,至少他在土壤协会成立的最初5年间就已经是一个成员了。他是被人们嘲笑为“使用肥料和魔法的人”之一。他在某种方式上是F. Newman-Turner的信徒,尽管他从来不遵照Newman-Turner拒绝耕田的做法——Newman-Turner曾经说“自然不需要耕作”——他坚决拒绝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化学物质”曾经是我们家中肮脏的字眼,“自然的”这个词在我童年时代的家中有着神圣的情怀。而且我从未完全摆脱掉那些早期的影响,我能立刻回想起我曾经的习惯。但是我离开了农田,成为了一个达尔文主义科学家,并且因此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观察自然,这未必矛盾,但是至少是困难的。那就是我将要谈到的。

  对于自然普遍的看法常常被认为它差不多是仁慈的,对于组成它的物种是仁慈的,甚至对于生命本身或者生态系统本身延续性是仁慈的。这种认识曾经处处体现在自然史电视节目中,例如像这样:自然是自我维持、自我保护的,自然存在着平衡,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存在着平衡,诸如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保护整个自然,直到人类和他的剥削、自私、不自然的贪婪出现,并且毁掉了自然,等等。

  十分钟时间并不能讲许多观点,所以我只讲一个观点。我的观点是,我们这个物种本身令人厌恶的品质并不是新出现的、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我们的专利,并且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这是所有生命普遍的品质,只不过没有(像人类那样东京28)实现。相反,这是我们需要与其斗争的。智人(Homo Sapiens)非但不是最自私,最具剥削性的物种,而且是唯一能够至少有可能反抗这种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推动力的物种。人类并不比动物界的其他动物低劣,我们不比其他动物更自私;我们只是自私的更加有效率,因而更具破坏性。所有的动物做着自然选择驱使他们祖先做过的事情,它们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关心它们的近亲、它们的朋友、它们的同盟。如果说,在生命史中有一个物种有能力放弃自私的短期利益,并为遥远的未来作长远的打算,那就是我们这个物种。我们是地球最好的希望,纵使我们同时也是最有可能毁灭地球上生命的物种。但是当我们谈到高瞻远瞩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唯一的,因为高瞻远瞩是在此前整个生命史上从未出现的观点。如果我们不为未来打算,没有其它物种能够这样做。

  在短期个体利益、长期集体利益或者世界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如果仅仅依靠达尔文主义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没有指望的,因为短期的贪欲肯定会胜利。希望在于,独一无二的人类有能力使用我们的大脑,我们庞大的公共数据库、所有的图书馆、所有的计算机、我们一代一代不断增长的所有知识,以及我们前瞻的想象力。这有点类似于《京都议定书》,类似的主动性还有很多。达尔文主义者一点也不惊奇于在支持这样的政治动议上达成一致是多么的困难。

  很不幸,在总体上,达尔文主义对于生存的价值并不友好,对于生命的长期价值并不友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价值来自于我们祖先的达尔文选择作用,这似乎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对生存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长远的眼光。长远的眼光——正如我所说的——是达尔文主义本身不具有的。

  唔,我说希望在于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类前瞻的能力,但是你也许会问,既然我们自身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产物,只追求短期目标,我们如何能够高瞻远瞩?有人甚至声称,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矛盾,我所采取的立场几乎是不合逻辑的。我如何能够一方面说我们是达尔文自然选择的产物,不能克服短视和自凤凰彩票私,同时又说希望在于人类高瞻远瞩的能力?答案在于我们的大脑,尽管它们本身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大脑能够超越自然选择的规律。避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避孕显然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限制我们的繁殖成功机会更加反达尔文主义,我们至今仍然是这样的。大脑已经大到足以不服从自私基因的支配。大脑最初是作为帮助基因生存下去的装置而出现的;正如生物界的其他万物,大脑存在的终极原理,以及我们这个物种大脑特别大的原因,在于基因的生存,这意味着短期的自私行为。但是作为短期自私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大脑因为基因的自然选择而有能力作出自己的决定,能够克服最初做安排的终极目标。我们能够做出决定,并非基于基因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终极价值,而是基于其他最接近的价值,例如快乐主义的愉悦,或者更高尚的理由,例如和世界上其他人一起为整个行星筹划更光明的未来。这完全与我们进化的过去不同。

  基因的达尔文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的大脑诸如快乐主义的愉悦、性高潮或者享受甜味这样的原始价值,但是很明显大脑,特别是人类的大脑,能够克服终极的安排,省却基因生存的的终极价值,并且代以其他价值,当然,包括对于艺术和音乐的爱好,Patrick Holden的朋友错误地把它作为一种耻辱。这颗行星长远的生存和绿色和平组织坚定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然也属于这些价值。

  所以,我的结论是,自然的,至少是自然选择的自然属性,并不值得引入我们人类的政治生活。它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祖先,但是我们应该明智的怀疑他们,甚至与它们斗争。我曾经说过,尽管在学术意义上我是一个热忱的达尔文主义者,我相信达尔文主义是我们理解我们以及其他所有生命自身存在的主要因素,在那个意义上我是一个热忱的达尔文主义者。但是,在人类社会、政治事务和整个世界的政治构想问题上,我也是一个热忱的反达尔文主义者,

  自然确实是血红的牙齿和利爪[2],自然确实是残忍,自私和贪婪的。自然在达尔文自然选择作用下的角色,决不是我们想要效仿的。

  [1]理查德·道金斯,牛津大学西蒙尼教席公众理解科学教授,《自私的基因》作者。这是2002年4月16日《新科学家》与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关于科学的辩论——科学、技术与我们的未来:重大问题

  [2]“血红的牙齿和利爪”来自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长诗《怀念》(In Memoriam,1850),这句话曾被广泛地用来形容进化的无情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