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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信仰与人性之关系

浅析信仰与人性之关系
——中西传统文化下之人性倾向
徐会军





人性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无论中外,自古以来的圣哲多只以善恶来加以判别。并没有更具体的指称人性是什么。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或人性即非本善亦非本恶。在中国,近两千年的思想主流是孔孟的儒家学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更是尽人皆知。近六七百年来,孔孟的这四句真言就象血液从人们儿童时代起就注入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血管之中。“人性本善”几乎成了人们从小就信奉的真理,但孔孟以及其后来者所言之“善”真就是绝对的真理吗?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所以就这个问题,我想借中国儒家和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生活中,人们对于善或者恶的认识首先来自于对自身行为的体验中。善就是在于既利己又利人。仅仅慈悲、怜悯、良心,而没有付诸实行者不能称善,中国古代圣人们又把善同“心”相联,如孟子的仁、义、礼、智。即:恻隐之心、礼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心”是人之皆有的,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是孟子发明了人性本善,因为他的性善观点表达的最为明确。“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但孔子对善的最重要的解释:“仁”,却透出了人性本善的倾向,“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人也”,而且更有“为仁由己”之说。正因此才有相传宋代王应粼《三字经》的总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大体来说,这四句是比较准确的概括了孔孟儒学的人性论观点的。不过,纵观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所偏重的是一种爱人的精神,因为他最早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吾道“以一贯之”,“忠恕而已”。按朱熹的解释,忠在尽己,恕在及人,也即推己及人,爱己爱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在全人类的古代文化中,提出“爱人”达此境界者,孔子是第一人,因此说孔子是爱人精神的首创者,他当之无愧。


但可惜的是孔子只唯一提倡了爱人的精神,却排斥了信仰的精神,使中国人自古以来不知到什麽叫永恒唯一的真,不知到什么叫穷究终极的理性知识的和谐之善,使人们两千年来严重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唯一做为人们精神支柱的是孔子的爱人精神的一种最基本的形式——孝梯精神。这种精神为人们两千多年的艰难岁月提供了最后一点真诚的心灵的温暖。中国人仅仅在爱父母的情感中表现出了一点点文化的情操。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说假话的王国。权力私有化的官场社会夺走了人们的几乎全部的心灵的自由。官场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假面具社会,除了面对父母及家庭中人,基本上看不到人们发自肺腑的真诚。愈是接近官场,弄虚作假愈甚...。可以看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再近代、甚至现代,孔子伟大的爱人精神和孝梯精神正在中国人身上不断的消失。我们难道不能说中国古代圣哲所言之“人性本善”的观点只是一个美好的误会?古人误把一种美德当成了善,正如前文东京28开奖网址所说“没有付诸实行的善不能称之为善。”孔孟所言之善到底在多少人身上能体现出来呢?所以这个误会造成了多少人不知真善为何物,造成了多少口是心非言善不行善的“恶”人。


与孔孟同时代的荀子虽然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性恶观点。但在孔孟儒家之流性善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荀子的性恶观点根本没有生存之余地,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对现在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悲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人类,要在人类思想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有相异的思想共同存在与发展,历史上虽然有百家争鸣的辉煌,但也有独尊儒术的悲哀。扼杀了人性本恶的观点,对中国人来说犹如肉体失去了灵魂。人们彻底的找不到真正的自我,也就顺理成章的造就了目前人们这种猩猩作态的伪善。也许这是因为孔孟都是圣人,本性是善的,所以就想着别人与自己一样,都是善的。克己礼让是善,但这种所谓的“善”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呢?除了上述所说的“言善不行善,猩猩作态的伪善”等这些人性内在的不平衡之外,他让人们在整个外在的社会行为上活的不像人,人们都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干着偷鸡摸狗不敢为人启齿的勾当:欺诈、说谎、不义等等败坏的情欲使人与善背道而驰。不仅如此,人们还要煞费苦心的为这些行为找一个合理的甚至伟大的借口。人类历史上多少恶事都是在善的借口下发生的。皇帝要臣死,臣还得磕头谢恩,这又何尝不是源自孟子的“君为臣纲……”


直到近半个世纪,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千百个明明含冤受屈,受尽迫害的人们,竟还在自甘认罪。明明以强权压人,迫人,还要你承认他在对你做善事。一副正人君子的伪善面孔就是没有人去揭穿揭穿。于是统治者的谎言说了数千年,而轻信谎言的被统治者也忍从了数千年。照旧说谎,照旧害人,这对提倡人性本善的孔孟来说难道不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自古以来人们只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轻信大人圣人的漂亮话,这实在是受了绝大的欺骗。大人、圣人身上的“恶性”不仅丝毫不比小民少,而且大人圣人身上的“恶性”一但变为凤凰彩票实恶,它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千倍万倍于小民。人性中恶的真实而永恒的存在,显示了孔孟“人性本善”的虚假性。他们为中国人开创了一个好讲漂亮话,好讲面子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对于克服人性中的恶,尤其是上层中国人的“恶”来说,提供了太多不利因素。但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彻底揭穿这层遮蔽罪恶的尸布呢?不但如此,对明摆着的恶,人还不能说恶,一但谁感妄言,所有的黄水汤都会扣在你脑袋上淹死你。于是这就更为那些提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有了借口;“敢怒不敢言”,为什么不敢言呢?这不是人性中自私之恶的一种表现吗?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性之善”难道不是对真正的恶一种纵容吗?


所以我们应该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人们这种普遍的“人性堕落”呢?我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一种对真正宗教的信仰,缺乏一种真正的信仰精神,只承袭了孔孟那些经过汉儒和宋儒改造过的礼教和知识—一种“变种”的伪精神,伪信仰、伪知识。它们顽固的抵制了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正是这种信仰精神的缺乏导致了人们这种肆无忌惮的任性,欺诈、谎言等恶的出现。因为在人们心中没有一个高于他们理智的神的存在。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理智的行为而去对任何人负责。于是无信仰下的人性中真实永恒的恶丝毫不受压制的表露出来。可悲的是人还要说自己是善的。

与中国古代哲人相反,西方人提出了“人性本恶”之观点。西方古代哲人,尤其古代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观点的代表者。在圣经中,尤其是旧约圣经中,我们可清楚看到先知们对多变向恶的人民的责斥,可清楚看到人性的恶的倾向的流露。现代西方人喜欢称他们的文化源自“二希”的传统,而所谓的“二希”即指古希腊与古希伯来。古希腊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哲学传统,是他们创造了伟大的求知精神。什么是求知精神?人类的求知精神即是以人自身为万物的尺度,也即以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等福利与幸福的需求为尺度对人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加以旨在求得一个终极和谐的目标的洞察。因为目标是无止境的,所以这种洞察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虽然他们未有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但远至苏格拉底所定义的“善即知识”的观点,却是贯穿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观点。苏格拉底认为,人要向善要想有德行,就必须先“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丢弃知识,你就不会在任何其它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知识就意味着“善的本质”,事物善或恶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处于知识的引导下。“智慧是唯一的善,无知是唯一的恶,其它都无关要紧,难道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吗?”苏格拉底认为重要的是在于确定真理,问题不在于说这些话的是谁,而在于他们到底是真是假。


在这里,显然苏格拉底把“真”看成了“善”的前提,只有确定了真理,才可能进一步做出善恶的判断。但不管这个命题本身完备与否,就像古希伯来先知把善界定为对上帝的信仰一样 ,苏格拉底把善界定为求知。古希伯来先知们把人们的向善的意志引向对永恒唯一上帝的信仰,从而启迪了人类的信仰精神。苏格拉底以及其它的古希腊哲人则把人们向善的意志引向对终极和谐的知识的追求,从而启迪了人类的求知精神。而“善即知识”的观点本身已经具有人性本恶的倾向:既然知识不是与生俱来,所以人生来无知,无知即不善,不善即有恶的倾向。古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宗教信仰传统。古希伯来人的宗教—犹太教以及由此而来的基督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西方人主要的精神支柱。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一直受到告诫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的鸦片,是人们面对狂暴而巨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时一种扭曲的精神反映。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宗教是人类向永恒存在的神投射自身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通常也象神的永恒性一样在人的心灵中保持他的永恒,就象犹太人要永远称他们的耶和华上帝之名,基督徒要永远称他们的耶稣基督之名,伊斯兰教徒要永远称他们的阿拉真主之名。人们永远会在心中和嘴上向永恒的神发出和表达自己求助的愿望和感恩的情怀。他们坚信永恒者神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精神同这个永恒不变的神连接起来。如同地球永远围绕着太阳旋转,地磁的北极永远指着北斗星。纵然永恒者给他们带来的并不总是恩惠和幸福,他们也决不会因此而丝毫转移自己的信仰。


由此可见,仅仅用虚幻的功利之心来解释宗教信仰是远远不够的。对宗教,对神的确信毋宁应看作是人类对生命永恒的一种直视。尽管表现的方式很不一致,他们可能是信仰、崇拜、渴望、恐惧、迷狂……但其本质却都在对永恒存在着的确认。这一点很重要,有着执着的宗教信仰的人类和民族,比无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散漫不经的人类和民族更容易接受真理,服膺真理。因为真理其实就是恒在不变的精神形式,是在人类完整的生活中把观念形态的东西逐渐具体化实在化的永恒部分。


西方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圣经和基督教神学中关于人性的观点普遍的为西方人所接受,这种观点即是明确的人性本恶的观点。众所周知,基督教主张原罪说:人类始祖亚当厄娃违背天主之命偷吃禁果,人类从此堕入罪恶之深渊,其后代便因此在出生时便有原罪。基督教原罪的观点在西方近代宗教改革的新教领袖马丁路德、加尔文那里更是获得了极端的发挥。他们认为:任何人生来即是恶人,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在此种文化浸淫之中,西方人真正懂得了人性是什么,他们知道人性是恶的,善只有一个,即真实而永恒的天主。也正是在古希腊的求知与古希伯来的信仰两种伟大精神的指导下,西方人首先提出了:人性本恶,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人人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选举自由、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国家最高权利属于国会,国家权利必须形成内在的相互制约,国家权利必须受到全体公民舆论的监督……正式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精神,在西方人中才产生了此种强大的抗恶精神,他们敢于向社会上的一切恶的事物发出挑战。西方人的思想、西方人的知识才能够成为一种真正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成为本身会产生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的思想和知识的体系。不象中国传统的知识,只能标榜不能推理,只能独断不能讲理,只能讲空话不能做实事,只能做权力的工具,不能用理性限定权利。中国传统的知识造成了中国人是一个不能讲理的民族,帝王官僚蛮不讲理,老百姓不懂得讲理,也无处讲理。中国人有“礼”但无“理”,中国人的“理”就是赤裸裸的权利 ,谁权最大谁最有理,有权即有理,权大于法。但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谁敢对这种现象问个“为什么?”没有,谁也不敢问,即使在心里问,也无处找到答案。西方人对理念,对上帝的永恒的真的执着的信仰,西方人向外追求终极的善的顽强的意志,无论如何是缺乏坚定信仰、沉迷于向内求人性本善的中国人无可比拟的。东西方的历史雄辩的证明,正是因为中世纪后期西方人率先冲破了社会权利私有制的罗网,才使的西方人类文明以从未有过的发展速率很快就跃居世界人类文明的前列。而其动力即来自于“二希”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西方的宗教从来就是号召人类秉承上帝的意旨去支配万物,去向自然索取。如旧约创世纪中上帝让人管理取用世上的一切。这种鼓励人们去开发自然、探索和研究自然的伟大谕旨,激励着人们向自然、向社会积极投放人性的力量。而决不向中国的圣人那样,一味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传统的中国完全隔离于自然,对社会的知识也仅仅限于圣人之言。但另一方面,中国人面对痛苦,面对凌辱的惊人的逆来顺受的忍耐力,也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即是各自对人性的认识的偏差,更是历史的命运,确切的说,是逻辑和历史,共同造作的东西方不同人类的命运。


在此我要强调的是:我并无意阐述中西文化孰优孰劣(我并不崇洋)。文化与文化本身并无任何优劣之分,我只是从人性在文化影响下的倾向这个角度加以论述。所以对此我只能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本善人性本恶观点上深刻的受到各自不同文化的影响。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认识: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样,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也是这个文化自身。原因何在,即在于人们常常都缺乏对自身的正确认识。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中的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可以认为是一句天启式的格言。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以这一句格言作为自己终生的惊醒剂。中国老子也曾讲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而认识自己最深刻的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邪恶。而要有此种强大的抗恶精神,如果没有一种极为顽强的追求永恒、唯一的真理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人类的信仰精神对于克服人类人性中的“恶”来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是一种极有针对性的进行自我克制的向善的意志。而此种信仰精神归根结底却是来自于唯一永恒存在的神,来自耶稣基督,来自基督宗教。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宗教为西方人的信仰精神作铺垫,做指导,便不可能有西方人类文明的出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即中国人的人性本善是以善始,而以恶终。西方人的人性本恶是以恶始而以善终。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得到的结果也迥然相异。应该看到,恶是人性中永恒存在的一种“质”,中国人有西方人亦有,但问题就在于中国儒家的人性本善使得人们的思想处于本质的恶与善的冲突之中。在这种矛盾下,中国人不知道善恶究竟为何物,同时真信仰的缺乏使人们更缺少一种求“真”求“善”的精神。


但话又说回来,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吗?从形式上看,只要世界上存在的宗教,大致在中国都能找到,信佛、信菩萨、信上帝、信耶稣、信圣人、信祖宗、信神、信鬼、信巫术……可见中国人信仰之泛、之滥,什么都信,其实就是什么都不信,或者说已经失去信的真价值。中国人完全没有西方人那种对唯一天主执着而坚定的信仰。而正是因着对唯一真神的信仰。西方人确认世间的恶是真实的,善只有一个,即天主,由此他们才敢于向恶挑战,从而使自身人性更倾向于善。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的善并不失为一种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我们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此种善,古老的中华民族,没有信仰的中华民族如今将走向何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传统中仅有的一点爱人精神,不能忘记爱人是人类博爱精神的基础。西方人所宣认的天主,所宣认的耶稣基督,不也是讲的爱人吗?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恶也好,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人向善,使人的生活更像人。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都是有着伟大传统信仰的民族,都是一个有“善”有“爱”的民族。但愿以后双方能在文化、信仰上有更多更全面的融合。但对所有的人类来讲,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将是使人更向善的基础,是所有人必将永远关注的目标。


人性善恶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不可能用简单的几个字几句话去彻底的解决它,当人类开始犯罪的一刻,人的命运即以被永远注定,我们可以说人性本善,也可以说人性本恶。但当神刚创造了人类时,人的本性是怎样的呢?……


因此,要想真正解决人性善恶问题,我们只能进入信仰,从而认识恶,认识善,进而抗恶扬善,使我们的本性更趋向于善,趋向于那使人类得以存在的善之根源—天主。


最后,让我们用圣保禄的话结束这篇文章:属于血肉的都被出卖给罪恶作奴隶,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我们所愿意的不去做,我们所憎恨的偏去做。我们所愿意的善我们不去行,不愿意的恶却偏去行。但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着对他的信仰我们得以成义而复活。

但愿这个本没有多大意义的话题能给我们一点启发。




参考书目
《圣经》、《圣经神学辞典》、《四书全译》、《西方哲学史》、《神学论集》24期、《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