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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三论鲁迅的骂人
陈思和:三论鲁迅的骂人(转载)

  (一)一点说明

  本文之所以要用“三论”做题目,是因为笔者在前几年曾经做过《鲁迅的骂人》和《再论鲁迅的骂人》两组随笔,都是有感而发的。第一篇写于1991年底,那时软性读东京28物流行一时,梁实秋的小品与情书改变了人们原来从教科书里获得的“乏走狗”的印象。鲁迅一生积怨甚多,宿敌成行,其中最负恶名的是梁实秋,如今最被人同情的也是梁实秋。我于是作了一点文字,重提这个旧公案,为了说明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鲁迅痛斥梁实秋为“乏走狗”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梁实秋在文章里暗示了对方是拿卢布津贴的共产党,这就有了想借当权者之刀来镇压对手的嫌疑。其实这也不是从梁实秋开始的,自林纾写《荆生》起就包藏了这样的祸心,也算是中国现代文人的一种内功。那篇短文是以“梁实秋活该”为结语,很使有些厚道的朋友以为是伤了忠厚,然而对我来说,这一声“活该”却成为一个题目,诱惑我去探询历史上某些被遗忘的黑洞。但是这个题目我做得并不顺利,倒东京28开奖网址不是那些被骂者不“活该”,只是在太平盛世中要去回想一些恐怖记忆不但需要环境的刺激,也需要一种心境来感应,环境与心境的错位常常使我写不出一个字。所以第一次研究“鲁迅的骂人”就在接着写了一篇谈国民党御用文人王平陵的“官话”以后罢笔不缀。两篇短文合在一起,用了“鲁迅的骂人”作为题目收进我的编年体文集《羊骚与猴骚》。

  几年过去,大约是1996年春夏之际吧,社会上开始流行起宽容与多元,舆论似乎又波及鲁迅著名的“费厄泼辣应该缓行”的提法,有人把鲁迅描述得很可怕,以为中国如果出了五十个鲁迅,那就不得了!仿佛中国的宽容局面将被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毁灭。对于这种颇为蛊惑人心的说法,我是不以为然的,于是又写出了一组再论“鲁迅的骂人”的随笔。我想说明的是,纠缠鲁迅一生的骂人与被骂的事件中,受伤害最烈的恰恰是鲁迅本人,只是事过境迁,那些争论的背景与环境都已被人遗忘,唯留下了鲁迅独战无物之阵的身影,事情就朦胧起来。就像是两个人打架,你一拳我一脚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但忽然将其中一个作隐身人处理,虽然拳脚犹在,但人们能看见的,只剩下另一个人单方面地舞动拳脚,判断自然就容易出错。这组随笔谈了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以及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以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斗争,我忍不住地说:“试想一下,一个知识分子整天处于特务的监控盯梢之中,过着半地下的幽闭生活,他的书被查禁和销毁,他的文章即使用了笔名发表仍然受到粗暴删改和攻击,他的书信刊物在邮局里被没收和检查,与他接近的书店和杂志被警告和恫吓,他的朋友(甚至年纪比他轻的朋友)一个个莫名其妙地失踪或者公开被枪杀,还有关于他的谣言不停地流传……这对于一个生着重病、又需要用笔写了文字去换钱来养家糊口的老人,能不陷入疑神疑鬼、孤独易怒的精神状态么?如果他不是这样以极端的形式挺身出来作狮子吼,那么,他明白地意识到他也只能'赴诉无门'了。”这些话我在今天边抄边读,犹能嗅到历史的血腥味。不过这以后,研究鲁迅骂人或被骂的论说渐渐多了起来,有关的资料集出版了好几种。在我手边的,就有《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两种,当然还有别的。我的做文章习惯是,某题目一成显学便不再参与议论,所以也就匆匆收摊。

  又过了几年,鲁迅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这回是《收获》杂志推出“走近鲁迅”的栏目引起的。本来,要走近“鲁迅”只能是走近一个平凡而真实的鲁迅,而不是以往政治权威借助钟馗来打鬼的工具鲁迅,也不是现在高高端坐在虹口公园里接受儿童献花的偶像鲁迅。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的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去接受和继承这笔遗产?这是每个文化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有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庆幸:幸而中国20世纪文学有了鲁迅,就如欧洲的20世纪文学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压抑与绝望,而前者则对本国的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抱着深深的疑虑。似乎只有鲁迅才敢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种哪儿也不向往,没有第二的空间也没有第二的时间,就只是牢牢地粘在现实的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缠烂打,并由此,升腾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这样的鲁迅,也就是在这样的国度里才可能成长起来。中国的文学长河,因为处于这时代普遍的尴尬里,分支多而涣散,但鲁迅所开拓的,恰恰是本色然而也是坎坷的一条航道。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为读者指点迷津,相反他总是以自己的困惑与内心痛苦来现身说法,揭示出认识中国前景之困难。所以今天的中国还需要鲁迅,不是因为鲁迅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恰恰是在今天,鲁迅的精神(包括他的困惑和迷茫)依然是帮助当代知识分子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以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的重要依据。可是我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鲁迅研究领域确实有许多所谓的研究者正掮着莫名其妙的“维护鲁迅”的大旗,把鲁迅继续定格在政治符号的框子里,而使之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我一直不明白我们的专家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因丰富生动而说不尽的平民鲁迅?如果普通大众(包括知识分子)不能七嘴八舌地任意议论对鲁迅及其作品的好恶,那么,怎么使今天的大众(包括知识分子)来关心鲁迅和接近鲁迅?又怎么使鲁迅从高高的政治偶像的框架里走下来,走进平民社会,来继续倾听和表达乘凉闲话中的阿金们的家常哀乐?

  我不喜欢也不赞同王朔、冯骥才两位先生的言论,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人员,我看到的是作家们不够严谨的自由发挥和故作惊人之谈,但他们并无恶意,只是很坦然地说了自己对鲁迅思想和作品的理解。如以作家最低限度的言论自由而论,他们也有表示自己对鲁迅的看法的权利,如以杂志的编辑艺术而论,开设一个旨在更有效地普及鲁迅精神的栏目,即使以标新立异之说,期引起读者界的注意,也是理解之中的事情。如果一味发表那些研究鲁迅的学术论文和颂扬之词,已经汗牛充栋,还需要《收获》这样一家文艺性杂志来做么?记得几年前王朔明知故犯地在北京一家报纸上传播鲁迅拿日本人津贴的谣言,似乎也没有今天那样引起鲁迅专家们的愤怒,我当时写《再论鲁迅的骂人》正是有感于学术界的麻木迟钝而发的。不过我以为学术界的争论应该通过正常的学术批评来展开。现在的文人除了林纾梁实秋那一招内功外,又添了新招,就是利用传媒去炒作,我翻看了前些时候的许多报刊杂志,都把正常的学术活动炒成沸沸扬扬的运动,又是声讨会又是发通电,剑拔弩张,搅得周天寒彻。也曾有一些记者朋友来采访过我,要我发表看法,都被我拒绝了,我始终觉得学术研究到头来总该是寂寞的事情,有何必要搞得像赶庙会那样热闹?

  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奇特政治曾一度把鲁迅当作打鬼的钟馗来使用,那是因为鲁迅像钟馗那样,确实有过与各种鬼魅作殊死搏斗的经历与业绩,但是,后人因此而把钟馗涂抹成面目狰狞的神明来唬人,不准别人议论,或者,干脆宽容到把钟馗扫地出门而与鬼魅们称兄道弟握手言欢,那么,后人似乎也沾染鬼魅气了。于是,我又动起写关于“鲁迅的骂人”的念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继续探究一下,鲁迅在他那时的生活环境中是如何骂人和为什么要骂人。七年前,我在《羊骚与猴骚》的序言里说过当时的写作计划:“关于鲁迅骂人的一组,本来想好八篇,计谈梁实秋、王平陵、章士钊、成仿吾、周扬、徐懋庸、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想探讨一下鲁迅为什么骂人以及中国文人性格中的缺陷。结果才写了两篇,风气忽然大变,原来的心情不知不觉消失了,再也写不出那样曲里拐弯自以为得计的文字,于是这组系列也就中断。”几经捡拾,现在这个题目只剩下计划中的成仿吾、周扬和徐懋庸三题了。这回总算是勉强做完,将前后连贯起来,可以称之为“三论”。

  (二)成仿吾

  也不是鲁迅对创造社的人都有偏见,但他不喜欢成仿吾确是事实。新文学社团在成立之初,几乎都有一套齐全的班子:诗人、小说家、还有一个批评家。创造社异军突起的时候,成仿吾就是充当了那个评论家的角色。他天性好斗,写了一篇《诗之防御战》把“五四”新文学的主将全得罪了,用郭沫若的话说,他是一阵“黑旋风”(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黑马”)。他还写过一篇批评《呐喊》的文章,说鲁迅的小说集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再现”的艺术,后半部分是“表现”的艺术。创造社早年推崇“为艺术而艺术”和浪漫主义,很鄙薄自然主义式的写实方法。在创造社的词典里,“再现”即自然主义,就是没有想象力,鲁迅前期大部分的小说,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全属于这一类;而“表现”才能体现主体性对创作的介入,才是真正的艺术,以此推理,《呐喊》里真正能“进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惟有神话小说《不周山》。还有,作为批评家的成仿吾思路相当奇怪,比如他称赞《端午节》这篇小说,却要特地说明:“他(指鲁迅)那想表现自我的努力,与我们接近了,他是复活了。”似乎在暗示鲁迅是受创造社的影响才有了进入“艺术之宫”的机会。但是我想,这些批评虽然荒唐仍不失为一家之言,还不至于会引起鲁迅的特别反感。虽然鲁迅一再嘲笑成仿吾的“纯艺术”的观点,并在《呐喊》再版时半是赌气半是恶作剧地删去了《不周山》;也虽然据郭沫若说周作人曾经刻薄过成仿吾是“苍蝇”(周作人早期在小诗与散文里确实都写过苍蝇,至于是否影射成仿吾一说,却也拿不出具体的证据)。

  即使是鲁迅嘲笑成仿吾的“把守纯艺术之宫”,也不是在成仿吾做批评家的时候,而是在他成为“革命文学”论者以后。成仿吾是个老实人,他一旦投靠了谁都是死心塌地效忠:他第一次批评鲁迅的小说不够“艺术”,自以为是效忠于“艺术宫廷”。他第二次批评鲁迅是在1927年初,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郁达夫曾写《广州事情》敏锐觉察到广东的新军阀势力,而他却一片赤诚地写了《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罪名是“趣味主义”,而且把他们归入“讨赤的首都”派(也就是北伐的对象),其用心极为良苦。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福本路线的追随者,开始了“革命文学”的鼓吹--思路却是一样,第三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炸药”去轰炸。三次转向,每次都是拿鲁迅的人头开刀,以示对新主的忠诚,这也是令人深思的现象。

  读鲁迅对“革命文学”论者的答辩文章《“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年纪气量和态度》,只觉得鲁迅失去了昔日与西滢战、与长虹战时的凌厉风格,语气里充满了委屈和不解,还夹杂了对未来的恐惧。本来,鲁迅携眷从广州来上海定居,还想与在上海的创造社诸人(郑伯奇、郭沫若等)联手恢复《创造周报》,这显然是放弃旧嫌,共同对付国民党新军阀势力的良策。那时一定是成仿吾去日本搬兵的时候,等到兵搬来了,新的理论也搬来了,他们认定时代已经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阶段,因此文化上也应该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五四”。当他们靠一套从日本贩过来的“革命文学”理论建立了新的话语权,老石头就理当搬掉。于是,非但“联合”没了下文,还要教训、批判、辱骂:“有闲阶级”、“落伍者”“资产阶级”“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呜呼!鲁迅几乎没有正面与“革命文学”论战,他只是反复揭露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进而揭露成仿吾“总算离开了’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资料排列对今天不了解文学史背景的读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而鲁迅却命中要害地打击了那种吕布式的投机善变和“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鲁迅尖锐地发问:“倘若难以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过了三年,鲁迅的心态稍稍稳定,但他对成仿吾依然耿耿于怀东京28,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他又提到了成仿吾:“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曾说:他对青年人的攻击,往往是“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这支“箭”之锋利,胜过十刀无数。成仿吾等“革命文学”论者对鲁迅的谩骂虽然又多又毒,现在却早没有人再提起,而“才子+流氓”的称呼,却变成一种形象的代名词,铁铁地箍在了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的头顶上。虽然,成仿吾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克服了吕布式的习性,老老实实地吃了许多苦,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革命文学”论者所具有的品质--一是聪明善变,二是变了以后立刻拿别人的人头当作讨好新主的见面礼--这样的人品与行为,大约都可以用得上这个光荣的尊号:才子+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