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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人文系列之十
漫话人文系列之十

历时态视角中后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文化模式四论

文/范海辛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当代美国学者丹尼尔 贝尔(Daniel Bell)提出来的。与此相近的还有后来由阿米泰 艾特其奥尼所提出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起始时间大部分人认为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正是我们热衷于阶级斗争的年代,欧美国家却已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后工业社会”顾名思义就是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21世纪的中国,虽然整个国家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现代化的初期,但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先兆、苗头。按贝尔在其代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译本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一书中所言,后工业社会应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1)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2) 职业分布: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
3) 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轴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政策制定的源泉;
4) 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5) 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该书在1973年出版,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近1/3世纪,以互联网与基因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使当今的西方社会与以机械为代表的工业社会大相径庭,也使包括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社会带有了新的特征。据此,有人认为,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象工业取代农业那样的全新社会,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文化模式。但多数学者认为,至少在精神观念层面,后工业社会并未推翻理性主义、提出一种为自己所独有的认识论理念,因此笔者仍将之归于与工业社会一样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内。本文对此的描述与评述,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其要者而行。

一、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理性主义在后工业社会之前主要表现为建构理性,这种理性自15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一路高歌,在19世纪达到了巅峰,但进入20世纪后,遭到了非理性主义将近百年的围剿,整个20世纪的哲学基本上是在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但在现实中,20世纪又是建构理性大显身手的时期。工业文明赖以骄傲的科学技术就是一种建构理性,建构理性把它所处理的对象都当作无自组织功能的死物,譬如你设计一个抽水系统,哪怕漏了一个螺丝钉,它也转不起来。由于建构理性成功地征服了自然界,因此人们自然认为,它也足以用来治理社会。而且在处理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与事务上,包含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的建构理性也显示了非凡功效。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一种叫做“计划经济”的社会工程在苏联实施,而与此近似的凯恩斯工程则在美国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就在其时,奥地利的哈耶克(F.A.Hayek,1899-1992,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问题,指出哪怕是温和的社民主义也会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有一本著作就叫《通向奴役之路》)。但是随着苏联工业化的辉煌成果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哈耶克的理论似乎已被证伪。其学说也被边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重新使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获得成功,哈耶克才进入公众视野。但在苏联解体之前,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孰优孰劣一直未有定论。1991年苏联帝国的轰然倒塌使学界认识到建构理性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演进理性的合理性。在此之前,演进理性严格来说是称不上“理性”的,最多只能成为“逻辑”。因为在建构理性看来,能称得上是“理性”的,必须有明确性与精确性,不能有模糊性与盲目性。而演进理性恰恰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与盲目性。譬如商品价格的形成,在计划经济中,它是符合明确性与精确性要求的。一双皮鞋,定价18.60元,既非整数,也非欧美商店里的17.99元或中国人讨口彩的18.80元。其定价过程中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感情与审美(讨口彩的定价属于审美)的因素,而是严格按照成本利润的原则被科学地计算出来的。演进理性犹如模糊数学,虽然其边界模糊、内涵混沌,但其结果可控,范围确定。因此,你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建构理性的自负与僭越——面对市场、或一个类似气候、地震这样的巨系统,建构理性实际是无能为力的,而演进理性(属于经验理性)倒恰恰是相对科学的。

冷战的终结刚好发生在工业社会的结束与后现代的开启期,并非巧合,而是与人类理性自身的发展阶段有关,这正如科技超越复杂系数较低的机械时代进入复杂系数更高的信息与生物时代一样,理性主义必须将演进理性纳入自己的体系,才能拓展眼界、丰富内涵,做到名副其实。

二、传统理性

工业化虽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这可以说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征服自然”的理念遭遇的滑铁卢。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认识到,“征服自然”的理念根本就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东方民族看似落后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传统理性更具合理性。

传统理性不仅在对待自然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医学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譬如,被西医视为建立在巫医基础上的“整体论”,在后工业时代,就越来越显示出优于西医的智慧。在西医看来,东方传统医术把人体视为一个整体的理念是错误的,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分科诊治才是科学。然而经过长期实践人们发现,特别是中国的中医,虽然其巫术般的理论已被西医彻底证伪(中医的脏腑、经络理论未能通过解剖学的证伪),但是现代医学科技的最新发展既从人体综合功能的宏观层面、也从分子生物学的微观层面不断证实了中医整体论的正确性、有效性与合理性。

这说明形成于蒸气机时代的理性主义带有机械论的狭隘视野,相反,历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理性虽然带有原始、朴素、粗糙的外形,也包含着不少错误,但也含有辩证的、合理的因素。后工业社会通过对工业社会经验教训的反思,并非要推翻理性主义,而是要通过挖掘、吸收传统理性的合理因素,提高理性主义的水平。

三、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及理性

后工业社会,随着财富的增加,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业时代,普遍的是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剥削劳动,后工业时代,开始出现劳动雇佣资本、劳动剥削资本的现象。所谓劳动雇佣资本,乃是指一些掌握科技发明的劳动者,通过吸收社会资本而发财。你也可称其为“知本家”。股份制的创立,使传统的资本家概念被颠覆。一个工薪者,可通过购买股票成为一个企业的股东,股东就是资本家。而那些作为职业经理人和“知本家”的劳动者不就是雇佣了这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吗?

在这“钱淹脚”的年代,有钱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有钱生钱的本领。那些知本家有此本领,还有就是掌握某种稀缺技能的“金领”打工者。既有劳动雇佣资本,那么劳动剥削资本也就在所难免。劳动剥削资本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知本家通过股市圈钱,这一般发生在转型社会,其中起作用的是权力与欺诈,这是一种非理性,是现代化不成熟的发展病。企业高管(金领)通过市场契约获得不合理的高额年薪与奖金,则是后现代的独特现象,正如目前美国华尔街发生的事情,这是理性的程序与形式结出的不合理之果,其实质是市场内在的理性缺陷。市场的理性是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的,这种理性具有相对性与模糊性,“金领”者之所以能盘剥资本,还在于市场供求关系——物以稀为贵。如何解决理性的这一内在缺陷,这需要人们的智慧。但可以肯定,解决的途径既不是推翻理性、废弃市场契约,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理性的修正与提高。

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劳动剥削资本的不合理现象还说明,工业时代的“劳工神圣”的理念不具合理性。因为一方的“邪恶”并不能带来另一方的神圣。资本与劳动既然都是生产要素,那么双方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对其中一方的神圣化必然带来对另一方的妖魔化。资本会犯非理性的错误,劳动也是同样。职业与社会地位并不能天然带来理性,只有地位平等的博弈才会带来理性。

随着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资本,这个一向被赋以“贪婪”“邪恶”形象的东西,也日益趋向节制与合理。在商品市场上,质量、价格、性能的竞争,逐渐被美誉度的竞争所取代。两家公司的产品,虽然市场占有率不相上下,但其中一家的老板行事嚣张、生活奢侈,另一家则无此问题,于是嚣张奢侈的这家商品在美誉度上开始落后,市场占有率也随之下滑。为何?就是因为消费者不认同这家老板的非理性作风。在资本市场上,理性主义也在迫使资本趋向理性。资本一般都需要在股市融资,一家公司老板如果追求奢侈的生活,则这家公司股票必遭股民唾弃,尽管这家公司的股票在回报率上不落后。因为股民认为他们没有义务为这家公司掌门人的奢侈买单。

资本从良的另一表现是盖茨与巴菲特将巨额财产捐献给社会。虽然西方富翁一向有捐献财产的传统,但是如盖茨与巴菲特这般,不是将财产的大头留给子女而是捐给社会,这却是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发生的新鲜事。这说明人们在对待财产上,也日益趋向理性。

有些经济决定论者也许不会同意笔者对此的解释,为此我们可以拿俄罗斯与中国的富豪与处于后现代的西方富豪相比,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理性的力量与进步。

四、祛魅与解蔽

20世纪既是理性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也是其带来巨大问题的世纪。对此,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沟通现代与后现代桥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 海德格尔(德国人,1889-1976)以“解蔽”为口号,对自启蒙运动以来一路高歌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

海氏认为,自古希腊以来人们一直将人的本质视作“理性的生物”是错误的,因为它遗忘或忽视了人身上比理性更为基本的属性,此属性被他称为“存在”。他显然认识到,人的本质不是人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显眼的东西,而是隐藏在此背后的那种规定性——人的不确定性与非特定化。用海氏的话来说,人首先不是“存在者”(being,动名词),而是“存在”(to be,动词)。如果仅仅将人看作存在者,那么理性当然就为人的本质,但这样势必要遮蔽人的许多其他属性(人与他事物的关系,蕴含于人的存在中的可能性,以及人的意义,情欲等),把人简单地当作肉身加理性的物体。因为正是理性与通常被遮蔽的人的那些属性共同构成了人的存在(being)。海氏将人称为“此在”,这个此在实际上就是人的理性与蕴含于存在中的那些属性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压倒谁,而应该是和谐共存。但由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片面强调理性的一面,使理性压倒了人的价值、意义与指向这些非理性的一面,而籍由理性主义成长起来的技术理性,必然会

1,把人类面对的客观世界(指自然与社会)当作对象来处理,割断人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天然联系,通过拷问、促逼、压榨与宰割,使客观世界碎裂化、数字化、形式化,抹去了客观世界意义的丰富化与多样化;
2,技术理性在宰割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遮蔽自身的本质,使其由人类的工具上升为人类的主宰(海氏认为,人们在使用技术理性时,它就是“应手之物”,此时人们是不会注意到它的本质的;只有当这个“应手之物”出了问题、变成“现成在手之物”,人们才会反思它的本质)。

这里所说的技术理性,就是前述的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建构理性。技术理性的独裁造成了双重危害,首先是对自然界的无情宰割遭致自然界无情的报复(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家园的破坏),其次是人的异化与单向度化(遭受金钱与科技的压迫与腐蚀)。

面对理性化与现代化带来的弊病,海氏的主张并非是弃智绝理、回到前现代的蒙昧状态,而是要我们通过“思”来解蔽——去除遮蔽,使存在依其所是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惟此,人类才能“诗意地栖居”。

海氏的解蔽与韦伯的祛魅,在思想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不是对理性、合理性的否定,而是对其的完善。他所呼吁的“畏”与“思”,是一种健全的理性。

五、偏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海德格尔过世之后,他生前所批判的技术理性的恶果开始大量出现,由此引发了后现代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激烈反应。

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在提倡多元、宽容,反对独断、片面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其主流却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激进与偏颇。

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思想家在批判理性主义的缺陷与不足时,总是着眼于树立一种新的健全的理性,目的是确立丰满而非单向度的人之主体性,以实现关于自由与解放的允诺。后现代主义则不同,它在否定一切时,连“自我”也不放过。因为在它看来,人类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所面临东京28的问题,其总根源并不在于理性的不健全,而在于人的主体性。因此他们不但反对理性,还主张消解一切绝对的、给定的、中心的东西,特别是要从根本上铲除人之主体性,将世界变成一个没有价值深度的平面。

正如我国学者王治河所概括的那样:“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是所有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至于否定、摧毁的对象,每个思潮则各有专攻。‘非哲学’瞄准的是传统的‘哲学观’;‘非理性主义’的对手是‘理性’;‘后人道主义’发难的对象是‘人’;‘非中心化思潮’攻击的是‘中心’;‘反基础主义’摧毁的是‘基础’;‘解构主义’志在消解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后现代解释学’对确定的、终极的‘意义’发出了挑战;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则打破了人们关于唯一正确的‘方法’的神话;‘视角主义’否定了认识事物的单一‘视角’的存在;‘后现代哲学史编纂学’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传统的哲学史;‘反美学’虽然反的是传统美学,但其思想方法却是原汤原汁的后现代的。”(引文见《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IV页)

由于后现代思潮对理性主义的消解,导致新世纪以来前现代思潮的复辟,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出现。以本 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分裂主义虽然出现在前现代国家与地区,但与发达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精神上的联系。

我们固然应该提倡多元与宽容,但不能没有底线。对于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人文主义、人的主体性原则,只能完善,不能摧毁。我们不应在多元与宽容的旗号下容忍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潮的泛滥。不能允许“人肉炸弹”制造者以“72个处女”来毒害青年。

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前现代传统思潮的结合,给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带来了新的阻力,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切肤之痛。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成绩是主要的。然而在一些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东京28开奖网址响的“新左派”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就是错的,在他们眼里,中国不仅应该倒退回文革之前,而且整个工业化都是错的,中国应该回到唐朝或宋朝去,保持农耕原始状态,成为西方人旅游猎奇的场所。我国著名学者秦晖将此称为西方的“问题殖民”。“新左派”依据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去工业化”、“去理性化”主张,其荒谬程度犹如一位满面红光、身体发福的海龟人士,驾着SUV在黄土高原对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农民说,身体健康主要是节食减肥一样。

六、哈贝马斯与生活世界理论

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也遭到了西方一些哲学家的反击,比较有影响的是卡尔 波普尔与德国哲学家尤尔根 哈贝马斯(J.Habermas,1929- )。这里着重介绍后者。

哈氏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人,而法兰克福学派又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对理性主义与现代性进行了批判,但相对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为合理,所提建议也更可行,不像后现代主义表现的那样乖张与难以理解。哈氏一生著作等身,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被媒体称为“联邦德国的黑格尔”。哈氏的理论主要包括1)交往行动理论,2)语用学理论,3)批判阐释学,4)历史唯物主义重建,5)科技理性批判,6)现代性理论,7)生活世界理论等。

受中国文革与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法国在1968年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这个运动也波及到了德国。哈氏一开始曾支持学生,但后来对学生的打砸抢等行为看不惯,遂开始批判学生的“左派法西斯”言行。哈氏的这一段经历,对其日后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他后来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就现代性问题展开的著名论战,可以看作是早年批判“左派法西斯”的延续。

在哈氏看来,以人文主义为宗旨的理性主义确有走向反面的问题。但是,与彻底否定人文价值与理性价值的后现代主义不同,他认为从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以来,人们对理性的理解过于狭隘,人们经常批判的理性实际上只是理性中的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但是理性还包括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为此他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个新概念。在他看来,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有很大差别,大体来说,工具理性适用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交往理性适用于人们相互间的交往活动;工具理性的规则是技术程序,交往理性的规则是社会规范;工具理性以效率为合法性的标准,交往理性以正义为合法性的标准;工具理性在行动中关心的是策略,交往理性关心的是协调;工具理性以生产力发展为目标,交往理性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旨归。总之,交往行为中也包含着严格的理性,只是这种理性与从科学技术中产生的理性类型不同。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他指出:“我们把合理性理解为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一种素质。合理性体现在总是具有充分论据的行动方式中。”(引文见该书40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在合理的交往行动中,理性开始从意识哲学的理性范畴向语言哲学和日常交往实践哲学理性范畴转变,它不再是主体哲学的主体自我反思能力或驱动历史的整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理性,而是具有包容性、多维性、对话性、非排他性的日常交往实践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的征服自然和控制社会的形式理性,而是体现为行动主体间的非强制性协商和意见一致的规则。还是在此意义上,哈氏认为,现代社会中理性危机不是理性与现代性的终结,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或设计,它的潜力和价值应当在交往理性中充分发挥。

对理性与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他认为这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氏的“系统”是指市场经济、法律及政府机构,而“生活世界”则是文化、社会和个人的集成。解决之道在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生活世界理论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哲学领域。该理论首先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其后历经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拓展,于今已成为涉及文化学、人类学、美学等众多学科的一种重要理论。

人类在前现代时期,经济、政治、法律这些系统与日常生活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工业革命后,这些“系统”开始从生活世界分离出去,这是一个历史进步。问题在于随着社会发展,这些系统的复杂性愈来愈强,相应地,它的独立性与自律性也愈来愈强。理性化的经济系统、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形式化的法律系统开始摆脱原本由生活世界所形成的价值理性与交往规范,开始在金钱与权力的支配下自律运行。这些独立的系统反过来以合理性、可行性的名义干预和破坏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具体表现为,在文化方面,出现了意义丧失、信仰缺失、方向迷失;在社会方面,出现了冷漠、失序与冲突;在个性方面,了心理变态、个人同一性丧失、社会化进程受阻等现象。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哈氏给出的建议如下:

1)强调语用学作用,突出平等的、非强制性的言语交往、协商、洽谈的交往功能;

2)对传统规范引入反思机制,建立起深层的或批判的阐释学,为交往的合理化奠定更为可行的基础;

3)建立独立且分散的公共领域,以增大公众的民主参与,通过这些公共领域形成公共舆论,对经济和政治系统实行监督。

哈氏的建议是否正确与全面可以讨论,但他坚决捍卫理性与现代性的立场值得肯定。理性是人类构建自身存在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能设想人类弃绝理性转而依靠情欲、本能、灵感、顿悟会带来什么后果。

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并继续发展,就是拜赐理性的力量。对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如何评价,是鉴别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水岭:

——理性主义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干得很好,只是还要如此这般改进,便能干得更好。

——非理性主义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干得很糟,如不改弦易辙,只能走向灭亡;或者是,放弃理性,等待另一位救世主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