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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的争霸战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学者,作家



1760年,中国大军彻底平息新疆地区(此前称为“回部”或“西域”,“新疆”之名称,按后来左宗棠的解释,即“故土新归”)的长期叛乱。在胜利捷报传向北京的同时,一个难题也摆到了执政者面前:如何建设新疆、发展新疆?

乾隆皇帝的行动是:复苏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繁荣。

南疆货币特区

以军功而铭刻史册的兆惠将军,在写给中央关于新疆善后的报告中,详尽地论述了货币制度在稳定新疆和发展新疆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进行货币体制改革,发行自主货币。在兆惠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回部钱文应行改铸”。所谓“回部钱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区通行的准噶尔货币。这是一种铜质铸钱,当地称为“普尔钱”。

兆惠率军收复南疆,重新铸币发行,即便在主权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钱文应行改铸”,不仅是经济战略需要,也是政治战略需要。

兆惠提出的铸币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方案是“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制钱”,即制式铜钱,外圆内方,对于铸造方式、含量、铭文,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方案的好处,一是简单,直接将内地铸钱所用的模型带到新疆即可;二是凤凰彩票便捷,可迅速将新疆经济融入全国一盘棋中。而其不利之处,一是不符合南疆当地人的使用习惯,二是新疆经济百废待举,一步到位与内地货币并轨,可能会给新疆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二种方案,是“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即对南疆原先通行的“普尔钱”进行改造,铭文去除宗教教条,突出“乾隆通宝”这一主权标识,并使用汉满回三种文字。显然,这种折中方式,既顾及了主权宣示,又顾及了当地的使用习惯。

乾隆其实并未在这两种方案中选择,而是做出了“一疆两制”的第三种决策:在北疆地区发行内地的制钱,而在南疆地区,则采用兆惠的第二种方案,发行“新普尔钱”。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现实做法。

“新普尔钱”开始发行后,南疆地区出现了铸币厂,最早是在叶尔羌,而后扩展到阿克苏、沙雅等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相当原始的铜矿业,开始兴旺。政府鼓励南疆民众开采铜矿,铜矿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经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简化行政审批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汗省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平叛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的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而加大新疆的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战略布局的关键。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的第一个改革举动。

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入疆的两条主要通道上,车旅不绝—— 一条经张家口、归化,走蒙古草原入疆,另一条是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前者是晋商、蒙古商人的主要通道,后者是陕甘及南方各省商人的通道。

中央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

法制推动繁荣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这是西方文献中罕有的对中国政府行政成果的称颂。包罗杰所总结的新疆成功之道,概括起来就是:

一、 公平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公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二、 廉洁高效的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三、 敬业的商人带来资本、经验与市场;

四、平等的民族政策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此前及此后的历史都证明了,有任何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对各方、包括受其庇护的一方都未必有利。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压服西边强邻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其地位及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30年后派遣马戛尔尼到访的大英帝国。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皇帝爱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处循《清史稿》译法),也是一代枭雄。当中国在新疆的平叛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阿富汗帝国耗费数年时间,积极筹建反华同盟,于1757年计划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这一年年初,被其征服的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发生了暴动,当地军民起而反抗阿富汗占领军,逼迫爱哈默特沙放弃东进,回师印度,镇压德里的暴动。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

阿富汗帝国稳定了印度后,却再也无力东进,因为此时,被后来的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影响到亚洲了——英国人来了。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中国与阿富汗都无心再发动新的战争,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阿富汗帝国遣使上贡,当然是乾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成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接待事宜就曾一天内连发三道圣旨。1763年的正月初六(2月18日),乾隆在紫光阁宴请蒙古、回部外藩时,阿富汗使节是重要客人。三天后(正月初九),乾隆在畅春园之西厂进行大阅兵,阿富汗使节仍然是座上贵宾,接待规格很高。

然而,半个月后(正月二十四日,1763年3月8日),乾隆却在发给军机大臣的圣谕中说:“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取消了此前沿途接待宴请的待遇。

原来,在那些表面上洋溢着温情的觐见背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富汗使节居然拒绝叩头!这一“叩头”事件,比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叩头之争”,足足早了30年。但是,在这背后,并非乾隆真的为了所谓的天朝脸面,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战略考量。

乾隆皇帝在写给叶尔羌官员的满文信件中透露出,接见阿富汗使节,是乾隆本人的一次摸底调查。对于阿富汗帝国的好战与野心,乾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其遣使朝贡的虚荣中,而是清醒地做出了两手准备。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这是一份表面十分客气、其实却是绵里藏针的外交文件。

从文字上看,乾隆是劝导爱哈默特沙少折腾、不打仗,但其中“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一句,却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叩头的礼仪事件之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低税未必有效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实行商贸开放政策,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最初的税制,沿用了准噶尔的旧税率,即本地商人10%,外来客商5%。但不久,为了鼓励商业,这个税率又下降了不少,对于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贸易,本地商人为5%,而外来客商为3.33%(三十分之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

这一相当优惠的税率,自1759年开始成为大清国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法定税率,甚至,《户部则例》中还规定,对于来自巴尔替尔、克什米尔前来进行牲口交易的客商,税率低至2.5%(四十分之一)。而对于途经南疆的外国贡使团的随贡贸易,再给予半税、甚至免税的优待。

税收优惠力度如此之大,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无得意地报告:“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

如此低税,当然是为了“放水养鱼”,外资大量进入新疆。而在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当重要:以低税换取政治上的东京28安宁,“使各外夷凛遵天朝法度”。怀柔施恩是关键,经济利益其实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这种着眼于“羁縻”的顶层设计,到了基层执行者的手中,“柔”性被过度放大,尤其是一味减免外商税收,日渐成为常态,外商实际上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本应恩威并施以外贸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则荡然无存,反而示弱于外。

与南疆进行贸易的诸多汗国、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哈萨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为地区强权的浩罕国为主。凭借其作为地区强权的国力依托,及在南疆境内的巨大经营网络,浩罕商人不仅承包其它外商的进出口,申请免税,从中渔利,甚至有组织地进行茶叶和大黄的走私,根本无视中国法律。更为过分的是,浩罕国甚至向中国提出,将自己的税收机构派驻到中国境内,对在华经营的浩罕商人征税。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换中国政府所认可的 “呼岱达”——在华浩罕商人自治机构的领袖,将在华商人的自治机构改造为浩罕政府的外派机构,直接将其行政权伸展到中国的境内。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苦口婆心的说理,毫无作用。当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多次叛乱,浩罕国不仅为其提供庇护,活跃在南疆的浩罕商人甚至还给予积极配合,这导致了清政府对浩罕实施贸易禁运,浩罕则悍然出兵侵入中国。

吊诡的是,双方最终在1833年达成议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国境内的南疆征税的要求,其对象不仅限于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别国商人。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剑桥晚清史》曾列举了十八世纪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除了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欧洲人的到来”之外,还有两个就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及“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后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第一个变化。“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东京28开奖网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新疆地区的开拓、乾隆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正是这种“质变”的关键一步。

即便有诸多瑕疵,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