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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事件折射出的近代中医境遇
本文摘自《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

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不宁,南北战事难靖。在内忧外患之中,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深入人心。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被认为属于旧学的阵线,日本留学西医归来的余云岫借势开辟了“新医”与“旧医”的战场,对中医进行各种抨击。在1929年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发生之前,中国思想界对中医的认识,集中地在广东新会人、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次医疗事件中体现出来。

梁启超被西医误割右肾
1926年3月,梁启超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医生检查确诊为肾肿瘤,建议切除“坏肾”。梁启超决定接受肾切除手术方案。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也东京28开奖网址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可是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协和医院也发觉,割下来的右肾并无问题。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记载这一事件说:
“迨检查后,谓病在右肾……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刘瑞恒)作一谐语曰:‘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作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曰:‘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诊断不准确导致的错误手术。不久事情便为社会所知,于是议论四起。著名文人陈西滢发表文章说: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另一文人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加上梁启勋的经过报告,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事件至此,告一段落。梁启超崇尚科学、深明大义的形象,为社会所赞叹。不久之后鲁迅提到此事,还大事讽嘲陈西滢和徐志摩说:“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梁启超的真实心迹与后续治疗
作为旁观者,人们不妨恭维梁启超的大度。然而,作为一个病者,梁启超的真正心迹如何?又是怎样治疗失误手术后的病情的呢?
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梁启勋曾说:“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哀一是。而任公微笑日:‘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
因此事后梁启超为协和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在发表了那样一份高姿态的文章后,梁启超自然不可能再与协和计较。但是,手术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担的,他何尝不关心手术如何错误,结果会如何?但协和医院始终含糊其词。后来,在著名西医的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伯,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手术之后的梁启超,既然症状并未消除,对西医又失却信心,那如何治疗疾病呢?其实,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谓的“中国旧医”。
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喀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从广东来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唐天如,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同乡,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后在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未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手术后并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就复发。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阿胶、泽泻、当归、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其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服药前和服药后,便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忠忠在津时,色不过转淡而巳,尚未纯复原。再到北戴河那两天,像有点要翻的样子,后来加减一两味药,回津再服,果然服三剂病根全除,前后共服过十剂,现已停药一礼拜了。总之,药一下去,便见功效,由紫红变粉红,变咖啡色,变黄;十剂已完全变白,血腥气味净尽,回复到平常尿味。这几天内经过种种试验,也曾有朋友来接连剧谈五个钟头,又曾往俄国公园散步一点多钟,又曾吃过一短大麦酒,又曾睡眠极少;诸如此类,前此偶犯其一,病较大发,现在完全没有,真算好清楚了。痛快之极!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盖吾病之起,实在你们妈妈病重时,不过从前不注意,没有告你们耳。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末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对西医的宽容与对中医的苛责
围绕梁启超割肾手术前后的争议,拆射出特定的时代思潮。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是革新派,鲁迅说过“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话,还曾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 梁启超则写过著名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文中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 对中医理论中的五行学说给予否定。以他们一贯不遗余力提倡新学的立场,支持西学并不意外。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东京28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 。这就是有人说的,西医治不好病,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也不“科学”。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少见。另一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曾患水肿,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用意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他们刻意讳言与中医的接触,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个人的疾痛获愈不过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只有如此苛刻,才能表明自己的“科学”精神。由此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树立的“科学”霸权何其强势!
其实,梁启超、鲁迅、胡适……等,都是既深厚国学根底又具备现代理性精神的学者。从真正的科学精神来说,他们何尝会不知道传统文化有其精华?只是为尽快革故鼎新,破除封建残余,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惜让传统文化受到深重责难。这确实是中国新生之前不得已的阵痛。然而,这样的情势却给了余云岫等反中医者以鼓舞,很快,他们将中西医论战推向了卫生行政中存亡废立的生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