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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关于重新学习马克思——丁弘、郭士龙的问答
关于重新学习马克思
——丁弘、郭士龙的问答

【提要】:为什么要重新学习马克思?
陈独秀为什么曾经主张党的名字叫“社会党”?
马恩晚年,为什么思想发生了转折?
列宁走自己的路,他和马克思的区别何在?
恩格斯晚年,高举马克思的旗帜,推进民主社会主义的实况。

一、

郭士龙: 丁老,鉴于当前出现一个全新问题 —— 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又见上海《社会科学报》的一篇文章《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研究的动向》,报道了一个重要消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抽调200位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两年。这篇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同志署名的文章,发布了他们的规划和工作状况。你在大学的“马列室”工作多年,对此有何看法?

丁弘:这的确是一个喜讯。这样的大块文章,全文加框,标题这样大,编辑部怕读者不注意呢。我仔细看了,很受鼓舞。文章说:“学者们一致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的设计未来……”,强调有条件的国家,“工人阶级要争取利用普选权取得政权”。还说到:“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我们要自觉铲除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
一个是注意到马恩晚年的思想转折;一个是真的正视到中国的国情,话说到这个份上,真是很重要,很有新意。
几十年间,我们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从功利出发,只讲马克思早年的思想。 概括地讲,只说两点,一是认为千言万语只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以支持我们的“马上得天下”;二是“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以支持“马上治天下”。事实上,暴力革命不是任何时候都对的。它的副作用很大。而“阶级的专政从来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马恩审时度势,看到在经济危机之后到来的并不是革命高潮,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反而有更大的发展。思想因此有了很大变化。对过去的思想持“扬弃”的态度了,革命策略根本转变了,因而创立了社会党。
可是我们从来不谈这个。这不是思想僵化,而是实用主义。毛泽东有句实话,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以秦始皇的立场利用马克思。(这也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吧!)
所谓“兴无灭资”,既没有“兴无”,也无以“灭资”,如唐吉诃德对风车作战,不幸,最后只是巩固和强化了封建主义。许多事情证明,没有科学的历史观,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过去不仅在总体上是扭曲了,而且对他的许多常识性的,重要的论断,凡不合吾意时,也是封杀和抵制的。
我认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文章,把铲除封建主义思想作为当前的战略任务,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

郭士龙:为了接受教训,你可以具体讲讲吗?

丁弘:实际上我们并不尊重马克思,例如他留给我们的那第一篇文章,在莱茵报社撰写的提倡新闻自由的文章,含意深刻,文笔潇洒,极富战斗性。建国后没有人敢谈此文,而且相反,公开提倡“驯服工具”论。你我都是记者出身,对此最有深感。
再例如对知识分子,马克思从来认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说:“无产阶级是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两大部分所组成。” 有违毛泽东的意思,谁也不敢谈这一点。到80年代小平同志才讲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再例如,马克思看到太平天国的情况大为恼火,撰写“中国纪事”。称之为“妖魔” 、“灾星”。可是这篇文章没有敢介绍给中国读者。其实马克思阐述了农民起义的规律。造反并非一定是革命。毛泽东的观点相反,奈何!
当时的思想垄断和专政,实际上已经专政到马克思的头上了。我们发表文章批判陶里亚蒂(意共总书记)所主张的和平过渡,实在已经是在批判恩格斯。
今天我们实在太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了!前提是要有真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

二、

丁弘:当年第三国际派维津斯基到中国来帮助建党,先在北京找到李大钊。李大钊说这件事太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找仲甫(陈独秀)先生。当时,陈独秀主张党的名字叫“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第三国际吧,于是才叫“共产党” 。陈独秀为什么钟情于“社会党”呢?

郭士龙:看看陈独秀、李大钊在建党之前的文章,你就知道,全都是大力赞扬社会党的。他们把“第二国际”视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五一运动史》中,详细介绍社会党国际大力组织工人运动的事迹。1889年“万国社会党” ( 即社会党国际 )决定“五一”为劳动节。1900年组织25万人参加的大示威。第五次、第六次社会党国际通过口号和行动纲领,迫使许多国家立法确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他们还介绍了许多社会党人英勇牺牲的事迹。
陈独秀他们办的《新青年》,是首先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还办了两期专号。共六七十万字。你注意,没有一处谈《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复介绍社会党的“阶级竞争”学说,他们显然认为前者已是过期作废了。从马恩早期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到后期的“阶级竞争”学说的演变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恩格斯所领导的第二国际,贡献大,影响好。社会党在中国名声也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时,是和天演论、进化论一起被作为先进的科学引进的一种“西学”,被视为科学与民主的精华。
1903年3月3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热情赞扬社会主义和社会党,说:“二十世纪之欧罗巴,忽发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社会主义方如春花之含苞嫣然欲吐,腾一光焰,照耀万人,制成社会党……”对这个历史背景,国人一般不了解,因为十月革命之后,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国家的党不可能独立,陈独秀稍敢独立思考,结果不断挨批……

三、

郭士龙:马恩思想的转折,是个关键问题,这情况你应是了解的。

丁弘:在19世纪中叶之前,马恩认为暴力革命是唯一途径。但当“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渐渐成为基本体制之后,他们看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一变化,认为可以利用它夺取政权,以至提出了利用“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
恩格斯明确指出:“过去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已经过时了。”德国工人利用普选制,一步步取得重大胜利。恩格斯说:“他们给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新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这样一来,弄得资产阶级害怕工人的合法斗争,更甚于不合法斗争;害怕选举的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的成就了。
普选制一经实施,资产阶级便无力扭转历史车轮,国家机器也就不可能让资产阶级独自开动。革命策略的变化是形势决定的,在普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显示了自我调节的功能,生产力迅速发展,政治文明也有了进步,当然军队的武器也改进了。恩格斯告诫无产阶级千万不要上当,轻易走上必然失败的街头,去当炮灰呀!
恩格斯对革命策略的思考,最清晰地反映在《卡尔•马克思一书导言》中。这是他一生最后一篇文章了: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再站得高一点,应该看到,一,对资产阶级不能简单的说是反动阶级。因为对封建主义而言,他们是革命的阶级;二,他们也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虽有发展程度的不同,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普世的共识。四,无产阶级革命所争取的目标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目的趋同,形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局面;五,以社会党的“阶级竞争”取代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绕过血腥的革命,和平促进生产和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

四、

郭士龙:这一期《炎黄春秋》发表了谢韬同志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舆论界引起很大震动。立即看到议论纷纷的文章……

丁弘:这是和谐社会的正常氛围。“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中语)不是过去的“与人斗争”“打翻在地”。黄公演先生是我们尊敬的,但是他却批评谢老,认为不应把“马列”分开。黄公演是不对的。
第一个把马列剥离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是王若水同志,十多年前了,这是很大的贡献。这些年进一步学习,我们发现马克思和列宁的区别,起码有这样一些吧:

一,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条件的,即生产力要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列宁不仅背离了马克思的革命条件论;在取得政权之后,仍使用暴力,一党专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新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的条件的联合体。” 列宁是背道而驰的。列宁把俄国的小农经济的列车,通过暴力革命,开入专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背离。

二,马恩后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其自我改良的情况,认识有了变化。倾向“和平过渡”了。这是“与时俱进”的重大事件。恩格斯在1884年坦言:“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条件。”列宁应该读过恩格斯的这些论点,但他背道而行。

三,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喊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的口号,恩格斯到1893年答法国记者问时不这样提了。他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伯恩斯坦也有名言“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而列宁却一直高举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红旗。这也是对马恩晚年思想的背离。

马恩早年写的《共产党宣言》,虽然会有一些他们后来纠正的地方,但是他们明确批评了某些“社会主义”者“诅咒自由主义、代议制……出版自由。”等等,如同是针对东京28列宁后来的言行。
几十年间我们习惯称“马列主义”,不谈马、列的区别。这是革命功利的需要。

五、

郭士龙: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思想垄断,讯息是封闭的,人们的认识受到限制。了解一些历史,会知道一些实际情况。
上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前,中国是流行“褒社贬共”的,反对共产风,肯定社会党,比较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一些社会舆论,包括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的意见,都很值得重温,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是有利的。

丁弘:我们应对实际情况作客观的介绍,几十年间,我们的主流媒体,包括大学的课堂上,并不讲实情,我们的思想是封闭的。不知道“社会党”的情况,不知道有社会党的国际组织, 不知道社会党和马克思的关系。 也不报道马克思一再被西方民意测验选为“第一学人”,“最伟大的思想家”……

情况是这样,从1864年开始成立“国际”时起,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在矫正《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他们也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高挂着马克思的画像。
1919年3月,“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在列宁的主持下在莫斯科成立,斥责第二国际,唱对台戏。到了1943年,因为苏联与欧美联盟和法西斯作战,第三国际宣布解散。后来又有“共产党情报局”等,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只知“列宁主义”,实际上应该叫做斯大林主义,而不知道马克思主义……
社会党的第二国际,并没有死去,经历许多波折,直到今天,活跃得很,大有建树!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仍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1951年社会党国际召开了有34个国家社会党参加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任务》的声明。1952年在米兰、1953年在斯德哥尔摩都开了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废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目标”。1955年有伦敦大会。1957年有维也纳大会。这时因为苏共揭发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所以大会宣布“东京28开奖网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共同之处。” 1964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庆祝社会党国际成立一百周年的特别代表大会,重申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以来的目标,“使劳动群众的生活富有人道主义,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方式。” 1980年,这个国际组织讨论的问题更多了,武器控制与裁军,社会主义与人权、南北关系等等。
现在社会党国际转向第三世界,国际的大会每三年开一次。
他们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国际的真正继承者。
过去我们对国际工人运动中这一重要的部分,只说一句否定的话,把它抹去。这是不公正的,也是欺骗了自己。

六、

郭士龙:事实证明,在20世纪,社会党国际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它引导着时代的潮流,即民主社会主义的潮流。
我讲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后,有位“先富起来”的浙江老板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世界里的不同遭遇。他到欧洲去收购了两个小五金厂,A厂在东德,B厂在奥地利。当年东德按苏联模式,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一切国有化,但是好景不长,并入西德之后,老模式难改,直至苏联解体之后,它们也把国营企业统统化公为私。浙江老板按照中国市场经济规矩,招收临时工,可以自由辞退,没有劳保费用,因此大赚了钞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最大限度地剥削到了“剩余价值”。可是在奥地利的那个B厂,却遇到了《工会法》《工厂法》的拦路,其中有三个硬指标,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和劳保、医保。最低工资比A厂高出三倍多,最高工时每周三十六小时,比A厂少了将近一半。而且只要工厂开门,就要实行医保、劳保。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社会党发动工人运动时定下的规矩。
当年德、奥两国都是工人运动先进国家,但在苏联红军攻打柏林以后,把东德划入了“社会主义阵营”, 奥地利的社会党因为拒绝斯大林路线,通过外交途径迫使苏联驻军撤退,走着另一条道路。他们鼓励工人和资本家平起平坐,把《工会法》和《工厂法》作为“阶级竞争”的法则,早已成为国家通行的法令。几十年间,虽有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凤凰彩票,但这个规矩是改不了的了。

七、

丁弘:对马克思主义,谈论最多的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虽是都有局限性的地方,确都是十分伟大的著作。例如前者,对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有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但是,他也说了活动的话,指出了几个“除非”怎样、“除非”怎样。而资本主义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恰恰体现了他的指点……他对人类正义事业的关注,对劳动人民的热肠是不朽的精神。

几十年间,我们把马克思神化了,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那儿。其实《资本论》,也要通过实践的检验。现在我们党把“资本”定性为“生产要素”,和“劳动”并列参与分配了。即不再认为是剥削了。而《资本论》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用以剥削工人的最坏的东西。它的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脏污的东西。哪个说法对呢?哪个说法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还有其中对价值规律的说法,所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说一个东西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有人提出,产品是劳动创造的,但交换价值、“供求关系”不是起到作用吗?同一个商品,供不应求是一个价格,供过于求又是一个价格。而知识含量、科技含量也决定产品的价值。所以价值规律可研究的地方很多。

中国读过《资本论》的人并不多。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他没读过《资本论》,这不一定是坏事,“尽信书不如无书!”小平同志讲“不管姓资姓社”。他如有教条主义,可能他说的不会这样轻松了。
毛泽东读过了一些列宁的书,重点推荐斯大林的书,自己所反复学习的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学习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这是中国的不幸。

一个德国人说,中德两国人都学《资本论》。德国人主要学习怎样加快“资本”的积累,如第二卷谈扩大再生产;中国人学习它的理论,如第一卷的阶级分析,看清“剩余价值”被剥削了,用以提高革命积极性。
郭士龙:现在我们的觉悟也提高了,看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了。党在理论上、政策上都有了根本的变化。

丁弘: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发展过程。陈独秀说,没有一成不变而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 10:13:0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