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28 > 原创帖文 >


葛红兵《沙床》:现代都市人精神状态写真
有谁来抚摸你脆弱的灵魂?(孙德喜) ──从《沙床》看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

孙德喜

发表时间:2004-01-26 18:12:11



  
   
  
  进入后现代工业化社会,现代大都市的人们过着极其丰裕的物质生活,而且经历了各种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他们的灵魂却变得越来越脆弱,他们的精神常常处于悬浮的飘动状态,新近面世的葛红兵的长篇小说《沙床》以其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感悟,精细地捕捉到隐藏在现代都市人豪华生活背后的令人尴尬的精神困境,并且引发读者深入地追问:现代人啊,有谁来抚摸你脆弱的灵魂?
  
  荒诞的存在
  
  或许那些终日为温饱奔波而生活在前工业状态的许许多多人还没有觉察,然而《沙床》里的那群男女已分明感觉到现代人不过是荒诞的存在。荒诞的存在源于荒诞的现实。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为工具理性压得喘不过气来,将诸葛教授、董从文等人所在的“哲学系”改名为“思想作风改造系”的建议就是依据工具理性提出的。更为悲哀的是他们所在的高校采用的管理方式也都体现着工具理性精神,缺乏人文关怀。面对着严重失调的师生比例(45:3·5),院方根据上面的文件精神,搞起了“聘用制度改革”,有关官员在“减员增效”的目标下提出了3个“必须”和9条裁人原则。基本操作程序就是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人员的去留。表面看来这个程序十分民主,其实非常荒唐,明眼人可以看出,它赖以运行的游戏规则则是玩弄人的工具理性。而这个游戏规则的前提冠冕堂皇,凤凰彩票其实质是官僚们巧妙地操纵着权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制定了残酷游戏规则。这种所谓的民主可以让人想起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奴隶们的血腥角斗。奴隶主们制定出一些游戏规则,驱使着奴隶拿性命去搏斗,而这些奴隶主们却坐在看台上欣赏。然而差不多过了两千年的20世纪,中国那些高明的官僚们总是利用工具理性打着民主的旗号,挑起愚昧的民众相互撕咬、格斗,以便收取渔翁之利,50年代就有选举右派的荒唐事件。而诸葛教授的那些同事们虽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文化精英,却毫无例外地被投入这样的投票式的相互绞杀之中。这样的管理方式必然产生荒诞的事件。董从文凭着在香港《社会科学季刊》上发的文章就可以“国际先进水平”向人炫耀而被“引进”成为“特聘教授”;哲学系开会讨论问题没有成效和结果却被总结为“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会,高效的会,卓有成果的会,这是一个胜利的会”;“除了年纪大、脾气大,身上有点儿倚老卖老的霸气外就没有什么优点”的黄大力教授讲课使得学生“不仅闭着眼睛,还流下了哈喇子”却因为善于狡辩而获得“校级课堂教学一等奖”,并“要报国家级优秀教师奖”;教授中谁“拿津贴越多,名气越大”,“谁就越可以不给学生上课”;生活中可以“看到那么多人在一本正经地演戏作假”;……长期地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人也就被异化为非人而成为社会大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诸葛教授人生的感受就是“事情就像排着队等在那里,你赶着做完一件,只是使下一件来得更快”,自己仿佛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件件事情而活着。董从文也为这怎么也忙不了的琐事而烦恼,面对着生活他颇感几分无奈,因为他“不能改变‘你将把生活耗尽’这样一个事实”。诸葛教授历数了自己的人生忙碌之后借用萨特的话“徒劳的烦忙”为自己作了总结。既然人如此被抛到这个世界,如此被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样的人不仅感到非常的疲惫不堪,而且其主体因普遍的非自然的强制性而消解,于是人也就成为荒诞的存在。
  
  孤独的心灵
  
  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人们最大的感受大概就是心东京28灵的孤独。《沙床》里的每个人可以说都很孤独。诸葛教授对张晓闽说:“你们这一代人,没有兄弟姐妹,甚至堂兄弟、表兄弟也没有,是孤独。”这是年青一代心灵孤独的重要根源。几千年来的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主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家庭内部虽然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兄弟姐妹之间由于年龄差距较小而且同等辈分,他们的亲情互助可以使得彼此在精神上得以相互依赖,可以拉近彼此心灵的距离,进而给童年与青少年的人生增添丰富的色彩,特别是当人处于孤弱和苦恼之时,兄弟姐妹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倾诉的对象,是一个难得的排遣烦闷的渠道。久而久之,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怡情积淀于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年轻的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除了父母长辈之外,家庭里很少有可以作为伙伴的同辈人,从人生成长的过程来看,缺少情感交流与日常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而这个缺憾无疑造成了许多年青人心灵的孤独,虽然现代社会是开放的,人们可以相互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但是这毕竟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那种因血缘联系得到的特有的心灵的抚慰。而张晓闽由此而产生了十分敏锐的孤独感,甚至更为严重,感到的竟是“凄凉”。正是出于心灵的孤独,张晓闽就连睡姿都是“蜷缩的样子,完全是封闭的”,而且“拱在被窝的一角”。一个人的睡姿表面看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只是一个人生理状态的某种反映,但是从深层来看应该说与他的下意识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联系。张晓闽所取的睡姿实质是一个人出生前在母腹中的状态,其实反映的是她对外界的陌生感与惧怕心理,充分表明她的潜意识中具有回归母体的本能。而一个人的如果在外部世界得不到心灵上的抚慰,就只有向内心深处或母体去寻求。
  
  诸葛教授虽然与张晓闽不一样,有两个哥哥,但是他也常常感到孤独,而且他的孤独比张晓闽的更加深刻。首先,现代化社会里的人的常常生活在流动不定之中,这与传统型社会中的人很不一样。在传统型社会里,一个人很可能在某个地方(单位)工作和生活一辈子。那么他在东京28开奖网址心理上对这个地方(单位)产生极大的依赖性,个性意识也随之渐渐消失,然而可以与爱人终年厮守,时常与朋友聚首会饮,因而个人情感比较稳定。而在现代化社会里,交通的高度发达固然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由于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需要,很少有人在一个地方(单位)呆上一辈子,而是常常东奔西波,即使是朋友和夫妻,也很少长期地呆在一起。这种经常性的流动常常令人感到无根漂泊的沉重和身心的疲惫。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与工作强度的加大,人们已很少有充裕的时间来交流情感,做精神上的沟通。诸葛教授等人也都是漂泊中的人,他们聚合在一起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因素,但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同病相怜,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无根的浮萍,精神的流浪者。因而,诸葛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只是裴紫生命中偶遇的过客。”其实,相对于他人来说,每个人何尝不是一个匆匆过客呢?由于缘分大家聚合到了一块,又由于缘分已尽而各奔东西。既然如此,那种对永恒的期待和憧憬不啻一个虚幻的梦想。而当回到并面对着凄凉的现实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感到茫然呢?
  
  其次,现代化的社会是个体文化的时代,每个人从群体文化的桎梏中走了出来,获得了某种解放,得到了较大的自由,然而这也意味着他必须勇敢地以个体的方式面对现实世界,因而个体的人所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十分重大,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心灵需要承担巨大的外界压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社会开始了从群体文化时代向个体文化时代的转型。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里,这种转型来得更快一些。然而,诸葛教授和董从文等人都是从群体文化时代走来的,他们的精神上无疑都打上群体文化时代的烙印。这样,面对着已经到来的个体文化时代,他们精神上所残存的群体文化的东西使得他们感到颇为矛盾。群体文化在束缚人、制约人的同时养成人的慵懒和惰性,久而久之,人的个体意识比较淡薄,对于群体产生了比较强的依赖感。这样,到了个体文化时代,群体文化时代的依赖感依然暗暗地发挥作用,那么生活在个体文化时代自然会感到更多的孤独。
  
  再次,诸葛教授、董从文、裴紫等人都是现代大都市中单身群落中的成员,他们生活在婚姻与家庭的围城之外。在我们这个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的古老国度里,以婚姻为纽结建构起来的家庭成为我们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在家庭内部,每个家庭成员由于相互之间的相依为命与共同生活,其间的天伦之乐、情感交流与相互的精神寄托总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而婚姻家庭中那些对个人束缚的东西则很容易被忽视。《沙床》中的人物对生活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是非常敏感的,借小说中董从文的话:“所有的契约都有有效期,婚约却没有,为什么不让你反悔。结婚就是你买了一件不实行三包的三无产品。”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如此推崇单身生活,并不是因为夫妻家庭生活中具体的矛盾所致,而是婚姻家庭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感到拘束,他们所要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互相监视”和相互制约的自由。然而,自由是以忍受孤独为代价的。无论是诸葛教授,还是董从文,当他在精神上或是实质上从可以相互依靠的婚姻家庭的围城里游离出来时,他确实得到了某种轻松和自由,也可以从各种party和俱乐部里寻找到来自异性的刺激,他不必承担在围城内所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他必须拿出坚强的勇气去迎接孤独的挑战。尽管我们的社会日益开放,社会环境日益宽松,但是单身人群毕竟还是少数,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很难令人知晓和理解,相对来说,他们只是“另类”。因而,当这些都市人过着单身生活时,必然要承受他人投过来的异样的目光,心理上必须承受比西方国家的单身者更大的压力。
  
  最后,诸葛教授等人在思想观念上是非常先锋、非常前卫的,也可以说是很极端的,在许多人眼中很可能被判为异端,被认为是腐化和堕落。他们不断地追求人的解放,在个人走出群体文化之后,力图将个人从婚姻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力图将性行为从责任与义务乃至情爱中解放出来,力图将肉体从虚名与灵魂的操纵中解放出来,力图将身体从理性的工具状态下和服饰的遮掩下解放出来,力图将欲望从某种道德观念的抑制下解放出来,力图将生命的个体从情感的控制中和性别文化的隔阂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追求毫无掩饰的赤裸裸的率真,要求获得那种前所未有的天马行空式的自由。事实上,他们也力图将自己的思想观念付诸自己的人生实践,努力按照这样的思想观念去生活。他们的这种努力恰如李澜心目中的杜鹃鸟,“杜鹃是最爱自由的鸟,如果被人抓住关在笼子里,她会不断地用身体撞笼子,直到血尽而死,更重要的是这种鸟的啼声非常美,这是一种能够为自由歌唱的鸟”。然而,这样的思想观念由于非常怪异独特而很难为人们所理解、认同和接受,自然少不了被误解,遭到攻击和唾骂。因而,同历史上许多思想超前者和文化先驱者一样,诸葛教授等人的心灵注定要经受孤独的煎熬和折磨的。
  
  诸葛教授等人的这种孤独并不仅仅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是生活在这个特定的社会语境,这个特定文化氛围,这个特定时代的一代具有前卫思想观念,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年轻人所共有的孤独。他们的孤独在现代大都市的白领阶层和精神贵族中正在迅速蔓延。
  
  
  
  无助的抚摸
  
  现代都市人是很脆弱的,他们总希望得到精神的抚摸,他们心灵深处的痛苦和烦闷似乎可以在抚摸中有所减弱。然而谁能给予他们以这种心灵的抚慰呢?于是他们四处行走去作艰难的寻找。
  
  首先,他们试图从与异性的游戏式的相处与交往中得到抚摸。于是,性爱游戏成为《沙床》中男女之间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一般来说,男人可以从女人的温柔、浪漫的天性中感到温馨,女人可以从男人的伟岸的身躯和厚实的胸脯得到宽慰,而彼此之间的爱情可以滋润着对方的生命。不过,《沙床》中的这些男女早已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专一的男女情爱关系,他们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已经淡化了情爱在两性交往中的意义。他们的幽会与做爱以及男女之间的来往聚合往往是自由的。他们之间是真率的,坦诚的,毫无顾忌的,彼此可以无话不谈,但是交往的随意性必然影响到情感与精神的深层交流和沟通,因而他们的性合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仅仅获得的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他们的身心在抚摸中可以得到一时的放松,然而他们那种无可归依的精神疲惫并没有消除,而是依然存在。就拿诸葛教授来说,他与裴紫、张晓闽、Anna、Onitsuka、罗筱等女子都发生过性关系,然而他的心灵并没有被抚摸熨贴。当他从裴紫的床上起来后,诸葛教授却觉得自己只是“出于裴紫的需要”而“扮演了一个非我的角色”,而“我的真我还没有出场”,而且就在他在对方身体里的时候依然感到“虚弱”;他在与Onitsuka性合中固然感受到诗意般的美,但是真正说话并且高高飞扬的却是身体而不是精神;就在他与罗筱做爱之时,他听见的却是“悠长伤感的叹息在我们的体内回旋着”,接着便自问道“然而我的心呢”。所以当董从文问他“做爱好不好”时,他没精打采地回答道:“做而无爱,聊以自慰!”因为在他看来:“其实做爱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那一刻也许是好的,过后,茫然还是茫然,孤独还是孤独,伤感还是伤感,它们并不减少。”
  
  脆弱的诸葛教授不时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曾经拉着过的“爷爷的手”,甚至想到要回老家南通去看看。回家看似一种念头,一种情感的牵挂,实际上却别有深意。对于那些衣锦还乡者来说,回家则是一次告慰先人的炫耀中的自我肯定;而对于许多文人来说,还乡则是回归母体文化的冲动。当知识分子面对着家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家”究竟是什么?这“家”仅仅是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几间陈旧的房屋吗?是童年时关爱自己,呵护自己,给自己带来某种温暖的家人、亲戚以及小伙伴吗?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家”,又不全是“家”。真正的“家”说到底不过是童年记忆的某种回味,是母体文化的重新连接。人在童年的时候虽然是很弱小的,但是能够在长辈的荫庇中健康的成长,能够得到师长的文化哺养和性情滋养。因此,“家”也就成为许多人,特别是那些长期在外漂泊流浪的人精神寄托所在,好让自己这颗脆弱的心接受家园的抚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的家乡早已沧海桑田,存在于记忆中的“家”只能永远存在于记忆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速度日益加快的现代社会现实中是不可追寻的,童年时代沉浸于其中的家乡文化也在开放的社会里日渐消失。这就像诸葛教授还想再回到当年走在田野上牵着爷爷的手那样只能出现在梦幻之中。因此,期待抚摸心灵的家园并不因为具体的回老家一次就能寻回,更何况诸葛教授的家族存在着先天的病理缺陷,令他的心头时常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诸葛教授确实回了一次苏北,本来想回老家南通,只是由于父亲与兄弟的原因而来到了扬州,就是见到了父兄,他也没有寻到回家的感觉,二哥的不幸遭遇使他不能获得本来期待的心灵抚摩,因而导致他回家之梦的破灭。
  
  关注人的灵魂并能给人以终极关怀的宗教对于孤弱的人本来是可以以很好的抚摸的,但是诸葛教授虽然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那里接受宗教精神的熏陶,并且受到宗教精神的某种启迪,但是他最终并没有走进宗教的圣殿去接受上帝的洗礼。他的人生与宗教仅仅是擦肩而过,因此,宗教天国的光辉也就很难照到他心灵的阴暗之处,他也就很难感受到上帝赐予的光明和温暖。作为最深刻人文关怀的哲学本来也可以成为疗治孤寂心灵的一剂良药,但是身为哲学教授的诸葛晋却陷入了悲观主义的哲学之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的脑海里,长期翻腾着的是“虚在”、“虚践”、“穷愁”这些虚无而感伤的哲学语汇,其结果,他不仅没有受到哲学的抚摸,反而让自己掉进了哲学深渊。
  
   
  
  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里确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温饱而发愁而奔波忙碌,还有不少人下岗失业在家等待着救济,生活困顿,他们需要引起作家们的深切关注。但是,像诸葛教授、董从文、裴紫、张晓闽、李澜、圣桑等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人在现代化大都市里也决不是极少数,他们的精神状态却理所当然应该引起文学的重视。葛红兵关注着这群人的精神状态,不仅是由于他对这群人非常熟悉,有着丰富的精神体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已经洞察到我们的社会文化正在朝着这群人生活形态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按照这些现代都市人的方式生活,或者说诸葛教授等人的精神状态将越来越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葛红兵以他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前瞻性通过他的《沙床》展现了不久的将来人们精神的危机,进而向人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来抚摸现代都市人们脆弱的精神?
  
  2004年1月23日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