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28 > 原创帖文 >


[转贴]晚清的官报 作者:李斯颐
晚清的官报作者:李斯颐


一.导 言

清末官报,是一种由清政府各部门主办的近代形态的机关报刊。政治上,它服务于清王朝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新闻发展史上,作为晚清报业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了古代形态报刊的终结,提高了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刺激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

新闻史研究对象是新闻业的发展规律,应当从整体上涵盖各种新闻现象,找出其间的联系,而不能用情感的判断作为取舍标准,形成缺漏,否则难以准确把握规律性的东西。许多新闻史著作中对于清末统治阶级官报活动的描述,大体上仍停留在20年代戈公振先生提供的资料上,只提及10种左右官报的名称,然后简单从政治上给予一否定性结论;有的甚至根本不涉及这一现象。因此,官报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有鉴于此,笔者翻检当时各类官办和民营报刊,以及后人编纂的一些资料性书刊、著述,搜寻剔抉,所获资料见有111种官报,[1]在当时创办的近千种报刊中,是一个不小的类别。这一数字当已囊括行省以上级别官报的大多数。[2]下文将围绕它们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期在总体描绘的基础上研究官报这一现象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统计方法上,由同一部门主办并有不间断承继关系者,如直隶学务公所的《教育杂志》、《直隶教育杂志》和《直隶教育官报》,均作为一种计算。官方机构直接开办并委任官员经理,仅吸收商股参加者,仍包括在官报总数之内。始商办后官办者,自改归官办之日起计为创办时间。此外,因官报均附于某政府机构之下,由官方委派主管人员并审核稿件和垫拨官款,所以,当时有些仅接受官方津贴的报刊,时人称“半官半商”者,因其活动方式与严格意义的官报不同,故排除在官报总数之外。

二.官报的概貌及其活动方式

首先,我们应当确定官报产生的时间上限和它在各阶段的活动特点。通常的看法,是将1902年《北洋官报》的问世当作新式官报的起点。此说不确。官报肇始自1896年官书局出版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3]据笔者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至《北洋官报》创办时的前6年间约有5种问世。这6年可称为官报的萌芽时期。和古代形态的《京报》之类相比,二者性质上有着质的差别,这一时期的官报已有了电报、访稿、论说、调查报告等,可归属近代报刊范畴。它注重国内外的动态性消息和科学知识介绍,形式上比较接近民间商业性报刊;谕旨章奏极少,与此后的官报相比,二者内容的侧重上有着量的差别。5种官报中,3种由官书局主办,两种为地方商务局主办。[4]前者“皆译外国之事”,[5]后者偏重商务,都嘱意外界信息的获取与交流,不大像以后那样强调自上而下的“开风气,正人心”。但是这一时期官报的活动方式已呈现出下一时期的某些特点。以影响较大的《江南商务官报》为例,该报是江南商务总局的机关报,由江宁布政使及苏、皖、赣三省布政使札发各县派销,期发约2000份,报费从各属养廉[6]项下扣除。后期官报的管理和发行特点已初见端倪。

官报的第二个时期,即大发展时期,始自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迄于1911年底,其中又以1907年10月26日《政治官报》的问世为巅峰期的标志。官报是在辛亥革命的打击下退出历史舞台的,它的消亡几乎产生于瞬息之间,因此没有经历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和萌芽期相比,这一时期官报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数量的急剧增长,10年内至少有106种面世,每年平均新开办10.6种;其次,以《北洋官报》为始作俑者,官报正式形成了固定的内容、体例、办报思想、办报方法和完整的布局。《政治官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机关报,延至1911年8月24日《内阁官报》取代《政治官报》出台,官报又被赋予了相当于正式法令、公文的效力,[7]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权威性和地位。

萌芽时期的官报尚属过渡性质,数量甚少,且不具备典型的代表意义,因此,本文将以始自1902年这10年大发展时期的官报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研究。

“官报”二字是清末的专利品,民国以后很少使用。[8]它作为固定报名,最早可溯至戊戌政变时夭折的《时务官报》,以后经过两年多的沉寂,又开始散见于一些报刊和朝臣的章奏之中。《北洋官报》之前,《湖南官报》已开始征文,山东1902年在政府部门中已有官报局之设。[9]这可以说明,官报活动并非始自《北洋官报》,只是由于北洋的特殊地位而使之超越了其他地区。

官报按内容可分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类,按主办单位可分作中央、总督辖区、省和县四级。中央一级的除前述《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外,还有《商务报》[10]、《训兵报》[11]、《商务官报》[12]、《学部官报》[13]、《交通官报》[14]、《北京日报》[15]等共8种。督辖级共5种[16],除《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外[17],尚有《两湖官报》(1907年)、《两广官报》(1911年5月)和《东三省官报》(1911年9月)。在地域分布上,清末22行省除新疆外都办有官报,数量多寡不一。它的触角还伸到了国外,如1906年12月清政府留学生监督处在东京开办了《官报》,次年7月陆军部留学生监督处也在东京办了一份《远东闻见录》,均以留日学生为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纵向四级两类、横向遍布各地的结构严密的官报网络,恰与金字塔型的各级政权组织及其分工形式相契合,其规模之大为世所仅见。无论是经典意义上的松散的西欧庄园制封建国家,还是东方式专制主义的俄国、日本、土耳其和印度等,这些国家在向近代化过渡时期,除孤零零的几份官报外,都没有形成如此成熟、几达无远弗届的官报网。各国新闻发展史从侧面证明,正是在清季已发展到极至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使清末官报能够并且必然呈现出上述分布特点。

清末省级以上官报多由某一政府机构下设的官报局主持具体业务。这个“局”相当于民间的报馆,没有统辖其他报刊的权力,相互间往来公文须经督抚札转。省辖各职能部门出版专业性官报时,一般不另立官报局名目,而直接以该部门名义出版。省府城市除济南、长沙、武汉等少数之外,多不在省级官报之外另设官报。就主管人员名称看,官报局与民间报馆不同,综理报务的主管称总办(《政治官报》改称局长)、会办,主持庶务的称提调。这三种称谓以及前述将报馆称局的作法,都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的机器制造局、织布局之类官办企业所习用的。此类称谓恰恰反映了官报的性质。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做总纂、分纂,本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也与民间使用的主笔之类名称不同。此外还应指出的是,上述人员称谓均首见于《北洋官报》,可以反映该报作为前后两个时期官报分水岭的意义。至于各员的职衔,不仅各级官报有别,各地同级官报也是不尽相同的。中央级的《政治官报》以退职三品章京为局长,军机处三品章京两人负责审核文稿;督辖级和省级的多为观察、太守、同知等衔,[18]品秩在从四品以下。如《北洋官报》历届总办均为观察衔,《安徽官报》总纂与分纂分别为候补知府和同知衔,《湖北官报》总办为太守衔,等等。兼职情况较少,仅见《北洋官报》第二任总办有半年左右由洋务局总办兼任。官报机构中的上述官职,多系署缺而非实缺,并且大量起用候补官员或退休官吏参与其事,似可说明官报在衙署中的地位尚不很高。省属各职能部门所办专业官报又有所不同,因不设专局,所以总办有时由该部门主官兼任,如《吉林教育官报》即由提学使兼理;有时则由该部门指派本部官员办理。

分析各类内容的比例,是研究官报特点的基础。根据层级和对象的不同,笔者选取7种官报,即综合类的取中央级的《政治官报》,督署级的取《北洋官报》和《南洋官报》,省级的取《四川官报》和《江西官报》,专业类的取《商务官报》和《学部官报》,将林林总总的栏目归为8类,对平均每期各类内容所占篇幅的百分比进行统计[19]。结果可见,官报内容中,公文类占34.07%,章奏23.03%,新知、实业18.09%,新闻10.88%(条数17.53),论说8.72%,谕、抄6.27%,艺文3.49%,广告1.58%。选取上述各报的理由,第一是它们分别代表了占绝大多数的省和省级以上综合性和专业性官报,有的一直是其他报纸模仿的对象。很多记载表明,南北洋官报和商学两部官报都多次接待过各地来访者并答复函索办报资料信;两份省报则可代表内地闭塞省份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以这种方法推断总体,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官报之间的相互模仿、陈陈相因,否则非概率抽样样本是不能任意推总体的。第二,便是考虑到这几份官报庋藏较为完整,易于统计。

这个统计告诉我们,官报刊载最多的三项内容,依次为公文、章奏、新知与实业。如将前两项合称官文牍的话,则已占总量的50%以上,这就是官报的主要内容。公文项下包括公告、往来文札、法规章程和调查报告,又以后两者居多。

以上为官报内容总体状况,倘做个案研究,则需注意各报的某些差异。以论说为例,官报后期都有减少或取消的趋势,而《政治官报》、《两广官报》等创刊时即无此项内容。另外,综合性与专业性官报尚有内容侧重的不同。

下面再看官报的活动方式。它的开办费主要来自官拨款项,但来源不一。多数由某部门或库银划拨,如《湖北官报》、《长沙日报》的费用由善后局支给,《晋报》由洋务局拨款,《济南日报》借商务局款,《政治官报》、《山西白话演说报》由部、院司库拨银。专业报则由主办机构拨给,如教育类官报款来自学务部门。这些款项均属垫支性质,数额由数千至一两万元不等,官报需从以后的订费中扣还。另有少数在官款之外吸收少量商股做开办费,如《商务报》等,但入股者对报务无发言权,因为官报并没有民间报馆那样的董事会之设,纯粹是一种集资方式。各级官报的人事任免权归该报的主管政府部门,如督辖级官报由督署任免,省级由抚署任免。一般来说,官报的主要人事均需指派,个别的甚至连书手亦须派委。[20]

开办费和人事确定后就可以开张了。官报内部均不设采访部门,没有专职记者。虽然所聘访事人数不少,而且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类乎今天的通讯员性质,这和民间报馆相比是一个较大区别。这样的访事并不采访动态性的时政消息,只围绕自己职责撰写综述性的新政进展情况,如新办学堂、劝工场活动、新订规章等,勉强可称为非事件性新闻。其取舍以成果为主,存在的问题为辅。官报内容中的公文类,多半由此构成。至于消息,即硬新闻,除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由能力直接接收外国通讯社电或选译外报外,多数则采自国内各大报,虽范围很广,但也已是三四手的材料了。在审核方面,各类文稿定稿后须先交主管部门过目,如《长沙日报》由抚署文案处核定,《吉林教育官报》脱稿后要“禀承学宪分别去取”[21]。像《粤东公报》的论说直接“由学务处撰稿”[22]的作法,则比较罕见。除中央级官报,各地官报的地方色彩很浓,选材以与地方有关者为主,这样的内容也决定了它们的发行范围,如《南洋官报》主要在所辖苏、皖、赣三省发行,《安徽日报》如欲在苏、赣两省派发,须呈督署转咨。

官报以“派销”为主,这是它与民营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23]派销的实质是派购,是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按行政区划层层分摊。[24]中央级的分配到省,《政治官报》“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25];省级到县,《四川官报》颁发“大缺一百份,中缺六十份,小缺四十份”[26]。分送时通常由官报局将数期官报并作一起,“包封”后发各属,再由各属下转。通邮处经邮路寄递,不通邮处由驿站或民信局转递。前者邮费已计入报价,后者力赀由阅者支付。根据派销数确定的报费由地方衙署汇解,具体作法是,无论实销如何,衙署须根据派定报纸数(包括派给学堂、阅报讲报所的),从养廉、税款或闲杂款项下扣除报费上缴;专业官报则多从该管部门的专项款下扣除。其他报费,如动员绅商个人订阅的(时称“劝订”),以及少量在市面销售的,[27]则需订阅者自理。民间代售官报者可有一至二成的折扣,官员则不能享此优渥,因为派报被视为“尽其在官之义务,无庸给额外之酬劳”[28]。派销数额的多寡,是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之一。在派定数之外加添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29]这就直接刺激了官报印数,《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30],《晋报》1.13万份[31],《湖北官报》初期免费赠送每期达两万份[32]。全面的统计数字今已无法获得,但依据各地零星记载推算,省以上综合性官报印数当在5000~10000多份不等,专业性官报则少些,大体在5000份之下,如《学部官报》1907年期印4000余份[33]。这样的印数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官报的印量之大是相当惊人的。须知同一时期经常性印数达万份以上的民营报刊,上海只有三两家,北方印数最高的《大公报》也只印4500份。

三.官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代政府的信息流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内部的文报传递,二是政府向公众公布信息,如布达政令、法度、礼教、重大政事或战事消息等。后者所借助的传播媒介,主要是象魏悬书、布告、露布、榜、粉壁以及朔望读法、遒人木铎之类的专人宣讲手段。政府内部向官员传递信息的邸报、进奏院状报、朝报之类,虽时有流入民间的,但那不是办报的原本意图。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部门都没有直接创办面向公众的报刊,像清季的民间报房《京报》,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信息,起的是官方信息“公告板”的作用,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更遑论议论时政了。这也是清政府允许民间报纸存在的原因。政府自己不办报纸,这种状况直到晚清官报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那么,上距传教士在华开始出版活动约80年,中经国门开启后列强一次次的侵华战争,其间交织着镇压农民起义和推行洋务运动,为什么统治阶级要延至19世纪末才投入官报活动呢?在此之前,19世纪中叶民营报刊的发展,可以说明当时已具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不是不办官报的原因。陈炽、郑观应、王韬等有关报刊的论述,海通之后的中外交流和洋务运动的大规模翻译西书,都证明客观上已有对于报刊这一媒介的需求,这也不是统治阶级不办报的原因。最根本的还在于19世纪末开始的变革已深入到制度层次,它不同于前一时期仅引进西洋坚船利炮一类的洋务运动,仿效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制度。从维新到新政,已触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兵制、司法等许多方面。直到这时统治阶级才意识到,没有全方位的变革就无法自强,而报刊(包括官报)就是推行这种变革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工具。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否以巩固统治阶级地位为终极目的,这种变革对于旧制度的冲击,它所带来的某些进步的客观效果,都是不容忽视的。官报是这一变革需求的产物,研究它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也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展开。
萌芽时期的官报,就是维新运动的产物。虽然它不是维新志士直接开办的,甚至官书局本身也是强学书局被封后的一个改头换面的机构,但它之所以不应被视为顽固派的产物,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从倡办官报的李提摩太、李端棻[34]和主持官书局的孙家鼐等,到支持办官报的光绪本人,都是维新变法的参与者或支持者;其次,这一时期的官书局报和商务性官报,内容以动态性消息和国内外实业新知为主,实践的是维新派通情达故、作育人才的主张。东邻日本的官报,其萌生恰与我国有相似之处,可作为上述结论的旁证。1862年出版《官版巴达维亚新闻》的,正是以译介国外情况为主的与官书局性质相近的蕃书调所,同样是在闭关锁国状态被欧风美雨冲决后产生的,同样目光向外,有着较大的信息量和知识性。因此可以说,清末官报的萌生是与维新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需要说明,它与维新运动相始而不相终,在戊戌政变后能够继续出版,是因为它译介国外动态和新知并着眼于商务活动,可以被统治阶级接受。跳出维新运动这一短暂的时间段就可以看到,从洋务运动以后,这样性质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止,比如严复所译斯宾塞和斯密等人的几部著作,就是在维新运动失败后的两三年内不间断出版的。

20世纪初,外国列强一度攻陷北京,环布畿辅,《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数额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不平等条约,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出那道著名的变法上谕;8月至9月连下数旨,提出“人才为政事之本”[35],要求广立学堂,讲求中外实学;9月,就刘坤一、张之洞的变法三折示谕:“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36]从此,揭开了“新政”的序幕,引发了清末十年官报的迅速发展。除上述1月29日谕外,同官报乃至阅报讲报等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两道谕旨。一是1906年9月1日的预备立宪谕,此谕称“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唯有“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37]。二是1907年7月8日的“立宪之道,全在上下同心,内外一气”[38]的立宪施行方法谕。这三道谕旨,是官报在申述开办理由和宗旨时反复引申的。就是从这三支主根上,孳生出了官报这株歪歪扭扭的大树。三道谕旨的核心,是在指出变法必然性的前提下,强调沟通上下之间和国内外之间的信息交流,培养“新政”人才,达到立宪自强的目的。清末十年官报的发展,正是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手段之一,即所谓“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欲造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始……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39]

以北洋的官报活动为例,让我们解剖一下这只麻雀,看看它与新政的关系。北洋辖山东迤北,拱卫京师,北洋大臣由皇帝指派,有权直接办理对外事务,其权柄之重超过了各地督抚。1901年11月,袁世凯督直,不久兼北洋大臣,即开始措办清末颇为引人注目的“北洋新政”。北洋新政是清廷政策的具体实践,围绕振兴实业这一核心,所涉及的几乎包罗了教育、法政、兵事等各个方面,而且尽着先鞭,走在了各地之前,成为“新政权舆之地”,“各省咸派员视察,借为取法之资”[40]。官报就是其中之一。《北洋官报》从1902年初筹设,次年经外务部饬各地仿照办理,于是大至宗旨、章程,小至如何选聘工匠、选购机器,均成为各报模仿对象。以这份报纸为中心,北洋官报局出版或代印、代派的官报共11种,绝大多数为各门类专业报,几乎每立一新政即有一相应内容的官报。该局还参与新式教科书编篡[41],为民间代印图书、证券、票据等印刷品,活动方法多种多样,与新政较为合拍。总之,北洋能够成为清末十年官报的滥觞之地,正是它率先推行新政的结果。

下面,我们将深入到官报的结构层次来分析它与清末新政的关系。

官报的内在结构以公文、章奏、新知和实业为主,前两项即官文牍。它怎么能同启迪民智、培养人才联系在一起呢?在今人眼中,这似乎不易理解,但是在官报办报指导思想中却被认作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官报者,所以发摅官为百姓之事,与百姓所已知已能者提倡之,百姓所未知未能者诏示之”,“以晓告政府之方针”[42],自应“专以章程文牍为的”,使“人人……自察其身居何等职业,以自尽其职业所当为”[43]。而新知与实业方面,则各国政治文化制度、声光化电、发明创造、世界重要都市的商品和股票价格、国内各项实业的进展等等,琳琅满目。《邦交辑要》、《说公司》、《论经济恐慌之理》、《北美合众国政府保护航海业制度述》之类的论说比比皆是,数量上较之政治性论说要大得多。此外尚有不少劝禁烟、戒缠足、提倡男女平权等改良风习的纂述。

官报的外在结构方面,注重开通知识的专业类官报占总数的48.54%。其中学务类又占专业类总数的46%,比重是不小的。在各省的布局,也大体以一份综合性官报和一份学务官报为主干,有条件的再开办几份实业、政法、白话官报。这种内在和外在结构的特点,可以说明官报主要是为新政的通情达德、养育人才的需求服务的,即如《北洋官报序例》所称,欲求“广见闻,开风气,而通上下”,“不能无赖于官报”。这就是它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看,清政府所以不再依赖民间报房的古代形态报刊,也正是由于它只刊载谕折,内容单调,不能适应新政的需求。

研究官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还需要分析它与民间舆论宣传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官报是为抵制革命派的宣传活动而开办的。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论者尚缺乏足够的论据。其推理过程很可能是这样的:革命派报刊以反清宣传为己任,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必然需要创办官报以压制革命宣传。这是用后世的眼光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官报与革命派报刊之间几乎没有交锋。首先,革命派报刊宣传的高潮大体始自1903年,而此前官报活动已正式展开,两者在时间上没有对应的因果联系。相反,官报创办数量的时间分布主要与清廷的新政活动相关,例如1905年至1906年是预备立宪紧锣密鼓开张的阶段,而1905年官报创办数量为1904年的两倍,1906年则达到数量的最高点。其次,前文提到的官报结构特点说明,它主要是为上下交流、中外沟通而办的,不是宣传性报刊,所以政论甚少,与当时其他类型报刊推重论说的做法反差很大。就笔者接触到的较有地位的一些官报看,还未见到与革命派报刊直接辩驳的论撰。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不去压制革命报刊,只是官报没有直接承担这项任务而已。在革命派一面,像《苏报》、《民立报》等具体批评某一份官报的文章也极少见。因此,还不宜认为官报的指向是革命派报刊。

另一方面,官报中不时可见的匡正人心一类提法,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自由、平等的批判文章里。这些文章认为:“一国之治,治于不平等;一国之安,安于不自由”,“果使人人自由、平等,则权限堕矣,尚复成何世界?”[44]在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上,强调国家“自由”至上,“小己”服从“国群”,个人自由“必须参于家与国之公理”,否则“人人皆言自由,事事反多掣肘”,要求人们“守法律服从之义,而为素位安命之人”。[45]对于民间言论自由的呼声,则驳曰“国家之坏,不坏于言论之塞,而坏于言论之开”[46];对于民权要求,则声言“吾恶吾国之言民权者”[47]。还有的文章,就直接点名攻讦卢梭、洛克等人的启蒙学说了。这些观点,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儒学中用集体的规范化人格否定个体人格的精神。翻览清末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即可看出,拾起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民主口号,要求言论自由,并就此广为宣传的,正是内地改良性质的报刊,尤以租界内的大报为著。革命派报刊推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以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不是在封建体制内争民主自由,所以官报“匡正人心”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前者而非后者。1901年大学士张百熙奏“由公家自设官”,以与“挟清议以訾时局”的民间报馆,尤其是租界内挂洋旗的民营报刊相颉颃,[48]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而能够将官报抽象为一种现象,从根本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全面、深刻抨击的,也正是这些民营的改良派报刊。

四.官报活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

清末统治阶级推行新政,虽然在客观上由于引入某些资本主义因素而有其进步意义,但根本目的还在于“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49],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主观动机违背了历史潮流。官报因新政而存在和发展,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所以它必然与人民的意愿相对立。1911年,立宪派发起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全国为之震撼,清政府在派兵镇压的的同时,由川督赵尔丰封禁了保路同志会办的《西顾报》和《保路同志会报告》,另由官印刷局出版《正俗新白话报》来解释路事,结果却只落得“人不信之,无人购阅”的下场。[50]

政治上的反人民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项失败的活动。官报没有达到创办者预期的效果,表现为社会对它的普遍反感和藐视,以致民间很少有人主动购买。1908年,就在官报活动熙熙攘攘、如日中天的时刻,《南洋官报》曾志满意得地宣称:“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以吾官报为之代表!”可是只要稍稍揭起它那庞大印数的帷幕,就会显露出一派冷落、凄凉。官报的读者对象,在办报者“总期实销在民”,即理念上是普通绅民,但是实际上却只能在官员这个圈子内活动,民间除向学堂、阅报讲报所强制派销一些外,自愿购买者很少。像《山东官报》,竟至“无一人购阅”[51]。有人在四川逡巡20余县,“每遇旅舍主人,问取官报,多不知为何物。热闹场分,无知如此,其他可知。”[52]如果说这是因为川省交通隔碍,而官报当时又创设未久的话,那么在1908年的江宁这样的大城市里,尽管“官报版行如故”,依然“人皆束阁不观”[53],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

官报不为社会所接受,除政治上的反动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因素。

对于报纸在信息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清末已基本有了一致的认识,但是对于报纸性质和社会功能的认识,官民之间泾渭分明,截然相反。在官方看来,民间报馆訾议时政,指摘官吏,徒惑人心,只有官报才是“纯正报章”,“代官立言,而谕斯民”,“官所已言者,固为述而刊之,官所未言者,又必为详而揭之,如此乃可尽官报之天职”[54]。官报的论说从不议论朝政,充其量提点皮毛的意见。例如《南洋官报》1905年8月10日的一篇论说,提到“社会腐败”,以“京都为甚”时,提出的改进方法却是禁止道上便遗、查禁街头春药告白、路旁种树等等。即使批评官场,也只批评办事不力的下级官员。用语上也处处摆出盛气凌人的面孔,很多论说用的都是“今之少年,可以憬然悟矣”、“愿为民者守处士横议之戒”一类趾高气扬的、甚至带有威胁味道的文字作为结语。戈公振称之为“诰诫式”,可谓深中肯綮。而民间对于报纸性质和功能,强调的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认为“报纸者,人民之喉舌也,官吏之监史也”[55]。两种认识鲜明对立的结果,使得民间用自己的标准衡量统治阶级新闻政策时,只能得出“专制国之报纸,但日受政府之监督,而绝不能监督政府”[56]的结论;衡量官报时则明确认识到,官报不仅不能履行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反而仅“以政界数人之利益为前提”,是政府的工具,是“舆论之敌”。[57]当时民间和官方在各种问题认识上的差距之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举一个小小的旁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从11月l7 日起,《内阁官报》每日附出一单张,专载各省督抚逐日上报的“平安电”,其中既有谎报的,也有真实的,但民间报馆则认为全是编造的。与此同时,上海有民间报馆因报道革命军失利的真实消息,发生了报馆被激愤的市民捣毁的事件,有的革命派报纸捏造“京陷帝奔”、“太后自缢”一类假新闻,却受到公众狂热支持。就是说公众出于传播学所谓的选择性心理,宁可听信对清政府不利的假消息,也不愿接受对清政府有利的真实新闻。民心与“官心”高度悖离,在这种状况下,官报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此其一。

官报以官文牍为主,新闻既少且迟,副刊性文字单调枯燥。用现代传播学对传播功能的要求来评断,它除了指导功能一项外,其它如监测环境、反映舆论、传播文化、提供娱乐和社会服务等基本功能都严重缺残,远绌于当时民营报刊已达到的水平。当然,如果将文牍归入广义的新闻范畴之内也未尝不可,它毕竟可以反映官方新近的意向、动态,所以民营报刊也把它作为内容之一,择其要者刊登。但是,它与狭义的新闻(即消息)有着形式上的根本区别,涵盖范围有限,国内外大量动态都反映不出来.并且内容重复,连篇累牍。繁多的参革条文、升调补留,除官场之外恐怕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即使数量有限的新闻,办报力量不强的一些地方官报中,外省或国外消息也多转贩于京沪各报,见报时已如失晨之鸡、越宿之馔了。本来,充分、及时地获取外界信息,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高于基本生存需求层次的精神需求之一。更重要的是,海通之后中华民族已被逼进入了弱肉强食的世界之林,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遭到破坏,政治上局势变动不居,使得人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充分了解外部世界。民营报刊适应了这种变化,到清末已形成新闻、论说、副刊、广告四大板块为主的内容结构。面对基本功能齐全的民营报刊,官报是很难有竞争力的。其实,对于两种办报方针的区别,官报心里明明白白,也知道“那些喜欢看新报的人,不免嫌我们这官报陈腐”[58],但它却是有意而为之的,即所谓“民报以新闻为主,文牍为辅;官报则以文牍为主,新闻为辅”[59],觉得官报就应该这样。所以中央级官报的新闻反倒更少。极端的则公然宣称:“本报只登载官文书,不述新闻,不撰沦说,亦不转载别报论说、刊发诗词,及无关政事之文件,以符官报名义”[60]其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前文分析官报内在结构时指出的它有意以官文牍为主的办报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甚至褒扬与申斥也采用了将官员拟奖惩某人某事的原呈与上级指示一并刊登的文牍形式,而不改作消息发表。违背新闻规律则必然受到新闻规律的惩罚,《政治官报》因“仅上奏议,并无新闻各项,除官场之外,商民不表同情,以致销路大减”[61东京28];《济南官报》“阅者均谓无可观览”[62]。再联系到众多官报始终未能养育出任何新闻界名人等情况[63],已可完全说明这个问题了。此其二。

官报经营管理不善。先看报费拖欠现象,官报中有关欠款和催款的记载和告示,可称得上绵延不绝,数量之多几近俯拾皆是。《商务报》出版一年,资金即无法周转,“异常支绌”,因此迭电各地交催[64]。1907年初,各地欠南洋官报局所办四五种官报的报费,3年累积6.12万元,到1910年8月,仅苏、皖两省欠该局旬、日两种官报费已达6.29万余元,致使该局“万分窘迫”[65]。《政治官报》存在不满4年,积欠竟高达9万元之巨[66]。官报广告数量很少,并且多为官书局出书广告,既难以弥补亏损,实际也只不过是官款转移、剜肉补疮而已,它只能依赖订费维持周转。可是,由于官报经地方官府这一中间环节发行,派销数与实销数之间、报费征收与交纳之间的直接联系分别被分割开来,结果,因地方官员敷衍塞责,不及时垫款清解,使得订费无法回收,经营难以为继[67]。然而,官报虽然看起来难以为继,却能够在拖欠数超过开办费和日常开支总和的情况下继续下去,很可能还是因为官方将亏欠包揽下来的缘故。[68]

“开源”既巳无法做到,那么,官报内部管理、开支等属于“节流”的问题又解决得如何呢?《南洋官报》常有人私自外出,数日不知所至;《北洋官报》夜间值班人夤夜不归,本应杖责,后改“暂寄四百板”[69]。这不是报馆.实与衙门无二。官报不仅管理混乱,用度也格外浩繁。《山东官报》1908年上半年赔累已至银2000两,局内人员却薪水照照旧,费用入不敷出;《北洋官报》1910年经费支出近15万两白银,其中员司薪水约5.2万两[70];《政治官报》日支6000元以上[71]。仅从许多记载中摭拾一二即可看出,官报报费既无法回收,糜费又异常浩大,加上管理的混乱,无疑会雪上加霜,使之无法振作。此其三。

这三点,仅系新闻业务方面导致官报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它如办报者业务水平低下[72],不刊登社会新闻,副刊文字枯燥呆板等诸多问题,限于篇幅凤凰彩票已无法一一述及。官报犹如一只靠着官费豢养的病病恹恹的巨兽,蹒跚行走在布满民营报刊的榛莽之中,尽管它可以不顾环境的变化而我行我素,别人也奈何不得这个庞然大物,但是,它的灭绝只是迟早的问题。由于辛亥革命的成功,这一过程大大缩短,所以清末官报并没有成为"二十世纪之代表”,而是像《大公报》预言的那样“绝迹于人间”了[73]。

以上从政治和业务两方面考察官报活动不能成功的原因,大致是将它视为当时社会背景中的一个“点”,并参照民营报刊所做的同步的、静态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新闻发展史这条长链中的一环,以古代和近代的中外新闻传播活动为参照系,映衬出的就是意义和特点不同的另一幅图象了。
我国古代官方的信息传播,正如本文前边所提到的那样,可分作政府内部的文报传递和政府向公众公布信息两种方式。后者有时要借助民间报房这个渠道扩展信息传布范围,但政府并不直接投入办报活动。这种活动方式传布的信息,流向依然呈自上而下的垂直状态,不反映统治阶级之外的社会活动情况,不能像民营报纸那样作为公共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水平状地传播社会信息和交流思想。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沿海出现了近代形态的民营报刊,但是直到19世纪末,在官方心日中,民间报馆仍是“莠言乱政”的角色,主笔之士无非“斯文败类”之徒。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统治阶级终于认识到近代报刊这一新型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拥而上投入了报刊活动。对于报刊的态度由压制和排斥到肯定和利用,不再将其视为异己,这在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官报活动的展开就是这种观念转变的标志之一。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价值取向对社会的影响非同小可,从维新时期知识界人士到这一时期官方的参与,报刊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此不再受世人鄙薄。没有这种包括官方在内的全社会观念和行动的转变,清末报业高潮是很难出现的。另外,与这种转变一致的是,清末官方对自己能够接受的民营报刊也采取了鼓励和扶植的政策(这一点笔者有专文另述,此处不赘),而没有象有些国家那样在封建社会末期用特许制或印花税等手段加以限制,这也应当给以公允的评价。
凤凰彩票
官报内容与古代形态报刊有着质的差别,表现有二:首先是政务公开。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不能与闻国事,不知不识,正如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所称的那样如处漆室之暗。它反映了专制统治以愚民为治术的思想。到了清末,统治阶级在推行资主义性质的改革过程中,已经认识到政务公开的意义,御史赵炳麟《请令会议政务处筹设官报局片》中,对“国家行政,多尚秘密”的弊端,就有深刻的分析[74],1904年6月27日谕将吏治整顿情况刊入官报[75],7月14日谕州县钱粮刊入官报[76],着眼点还是“借以察官”,“而伸公论”。官报以官文牍为主,官文牍中居多者为法规章程和各地调查报告,它不见载于古代形态报刊,可反映官方各项活动的进展和要求,便于阅者详细了解全局。偶尔它也可以成为民间舆论监督政府的信息来源,如1910年江苏咨议局革除官营商报案的提出就是一例。此案虽曾被新闻史著作反复引用,可是论者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议案材料源自官报财务报告和议案后来被当局接受这两点[77]。其次是全面报道国内外动态。官报新闻多转自其他报刊,但范围很广。以僻处西南的四川为例,成为《四川官报》新闻源的有国内46家报刊[78],国内外主要动态已尽收眼底。少数条件较好的则直接翻译东京、柏林、伦敦、彼得堡的报纸,《秦中官报》、《政治官报》等接收路透电讯,可以将前一日芝加哥粮市波动和温哥华市议会开会的消息迅速见报,信息开始初步在水平方向上流动。这在报房《京报》是望尘莫及的。

官报活动方式是近代型的,其内部机构的设置分工,版面按内容性质的分类编排,基本符合近代报刊的要求,已接近或类似同时期的民营报刊。设备和技术方面,机器及工匠多来自津、沪、粤等地,北洋、四川的机器购自日本,并聘日本技师,西藏就近从印度采办设备。有些闭塞的边远地区,官报就是当地第一家近代报刊,实为开风气之先。以往将1904年看作我国报刊出现铜版照片之始。但是《北洋官报》1902年底就有了这样的照片,其影响不可小视。版面的外观方而.虽然基本都使用铅活字排印,但各报仍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个别的比较落后。如《江西官报》还使用雕版印刷[79];有的则非常先进,《商务官报》版面之美观、纸张之精良,已超过著名的民营《东方杂志》[80]。此外还应指出,前文内容分析样本均为杂志式宫报,清末10年里,官方还办有近10种对开两面印刷的日报,因其存世寥寥,无法进入统计。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也仅有3张,为创办伊始的《南洋日日官报》两张(第3号和第4号)及停刊前夕的《江西日日官报》一张(第l144号),版面可见广告占50%,新闻占25—30%,编排方式和内容比重大致相当于当时业务领先的《时报》。单张式与杂志式官报的分工,是前者登载时间性很强的内容.后者以官文牍为主,时称“与官报(按指杂志式官报)相表里”,这在官报中有明确说明。惟单张式官报数量不多,所以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官报以官文牍为主的状况。

官报的问世,宣告了古代新闻传播形式和传媒形态的终结。它的内容范围和权威都远远超过了《京报》,活动方式也不是《京报》可以比拟的。它取代古代形态的报房《京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转变的临界点是《政治官报》的创设。以前,《京报》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其它报刊的消息源,早期《申报》和《大公报》都辟有专栏转载。1902年底四川学政吴郁生的《请修政治专书》、1905年4月御史黄昌年和1906年5月兵部所上奏折,仍有广刻报房出版物的建议。但是,到1907年年中《政治官报》筹设时,情况有了重大变化。《政治官报》专载中枢发布的文牍,报房既无权威地位,就近抄发谕旨章奏的优势也丧失殆尽,作为民间消息源而存在的意义也随之消失。这就迫使报房采取变通以求生存。1907年6月,北京聚兴报房开始筹组《京话时报》,7月10日起改良《京报》,用新式机器铅印[81]。即便如此,仍无法挽回颓势。10月26日,即《政治官报》正式出版的同一天,报房附出的《阁抄汇编》和《谕折汇存》奉令停刊[82]。虽有报房联名公呈求免,却未能获得允准[83]。至于《京报》,则有宪政编查馆饬令不得铅印,只准“仍照旧制改用木板”,理由竟是“官报有独用铅印出版权,他人岂得滥用”![84]。以后,报房基本变成售报处,靠代销各报勉力支撑,到20年代初正式消亡[85]。这样,延续千年的中国古代形态报刊终于被形式更为先进的官报所取代,这不能不说是报史上的一个进步。研究新闻史分期问题,这一点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本文以官报为研究对象,是希望从新闻史角度研究清末官方在报业高潮中所起的作用。在革命史上,当时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为反清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清末报业高潮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交织着各类报刊、各个派别的不同活动。研究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才能够全面地合理地解释这一高潮的产生原因和特点,进而揭示它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


--------------------------------------------------------------------------------

[1] 其中有些今已散佚,仅见载于官方文牍之中。另外约10种只有创设动议而未有具体活动的官报,则不计入总数之内,仅用做分析官报布局时的辅助材料,以免影响统计的准确性。
[2] 至于县一级官报,从有关报道、禀批中看,似乎很少,笔者也只搜集到江西广丰县和江苏宝应县的两种。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各地史志的开掘。
[3] 官书局报刊并非像以往所称至戊戌政变时“遂被裁撤”,笔者在1900年6月17日《湖北商务报》中尚见有选录“四月《官书局汇报》”的文章,可见其停刊时间不会早于1900年上半年。
[4] 官书局性质的另有1898年5月河南官书局所出《汇报辑要》一种,商务性质的有1899年4月3日汉口商务局办的《湖北商务报》和1890年3月1日江南商务沪局办的《江南商务报》。《北洋官报》之前,《湖南官报》虽已创刊,但当时“系绅商经理”,1905年4月5日方归官办。关于该报的记载较为混乱,此据1905年4月14日《时报》说,故计入下一时期;《晋报》也属类似情况。
[5] 见《光绪朝东华录》,4143页。
[6] 官吏常俸之外按职等发给的银两,清中叶之后数额固定,类似今之附加工资。
[7] 此前例两三年内,《东三省官报》、《黑龙江官报》、《广西官报》等已被地方当局宣布为法令公布机关,但是这种做法的影响和意义远不如《内阁官报》。
[8] 例外者如光复后四川军政府机关报就叫做《四川军政府官报》。
[9] 见1902年11月4日《大公报》。
[10] 1903年12月,商部。初股份半为官款所购,半为朝臣个人所购,后纯系官款,1906年1月停刊。
[11] 1905年,练兵处。练兵处虽非一部,但统领全国编练新军事宜。
[12] 1906年4月,农工商部。
[13] 1906年8月,学部。
[14] 1909年8月,邮传部。
[15] 1910年12月,英文,外务部。
[16] 议设本部官报却未能出报的,还有宪政编查馆、度支部、政务处、吏部、巡警部、陆军部、理藩院及弼德院等。
[17] 南洋、北洋大臣权限高于总督,但两地官报活动方式仍同督辖级官报。
[18] 清制,地方政权分省、府、县三级,省与府之间设有非行政区的道,监察数府,其主官即观察;太守相当于知府,同知为知府的佐官。
[19] 统计方法为,日刊和双日刊取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两期,旬刊每隔3期取一期;样本缺失时以邻近一期替代。数据为加权平均数。
[20] 如《南洋官报》1909年2月10日载《本局主笔呈藩宪遵拟改订南洋官报内容体例清折》中,即见该报拟添清书两名,“请宪台批示银两并两人姓名”。
[21] 《吉林教育官报发刊辞》所附《略例》,载1908年3月9日《大公报》。
[22] 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辑。
[23] 也有少数民营报刊通过官方派销,如商务印书馆的《外交报》,罗振玉主办的《农学报》,都是主动提出申请的。
[24] 山东潍县甚至按地亩多寡派购,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清季摊丁入亩的赋税征收方式了。
[25] 《宪政编查馆咨复直隶总督报费毋庸扣成文》,载1908年3月10日《政治官报》。
[26] 《官书出版》,载《启蒙通俗画报》甲辰(1904年)第19期。“缺”即县。
[27] 统计1908年12月23日《学部官报》中《核明光绪三十三年分本部收支各款折》的各项数字,可见该报在民间零售额仅占总数的0.77%。
[28] 《宪政编查馆咨复直隶总督报费毋庸扣成文》,出处同前。
[29] 此类例证颇多,如山西加销或绌销《晋报》10份者,记功或记过一次,屡无改进者记大过后撤职;湖南安仁县令请减派销数而遭湘抚严斥;《四川官报》还将多销或少销的处理情况不时做对比编排,等等。
[30] 《学务处筹议择地合修学务处官报局及调查所并附设师范学堂详文》,载《四川官报》甲辰(1904年)第6册。
[31] 《分省补用知府程淯上山西巡抚部院张拟白话报简章禀并批》,载《四川官报乙巳(1905年)第13期。
[3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章第19节。
[33] 据前引《核明光绪三十三年分本部收支各款折》中12省申解报费数推算。这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其余各省未包括在内。
[34] 李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书局报馆折》中的五项建议,对象是清政府,所以设立报馆一项实质还是由政府办报,尽管折中没有使用官报二字。
[35] 《光绪朝东华录》,4719页。
[36] 《光绪朝东华录》,4771页。
[37] 《光绪朝东华录》,5563页。
[38] 《光绪朝东华录》,5686页。
[39] 《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办理政治官报酌拟章程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60页。
[40]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
[41] 如《工学》、《幼学体操法》等,见《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暂用教科书》,载1906年10月28日《学部官报》。
[42] 《本报第一百册纪念辞》,载1908年1月3日《南洋官报》。
[43] 《说官报》,载1904年5月24日《南洋官报》。
[44] 《东译民约论书后》,载1904年7月11日《南洋官报》。
[45] 三乘槎客:《自由界说》,载1904年3月23日《南洋官报》。
[46] 李棠:《论南宋以后言路之误国》,载《江西官报》癸卯(1903年)第14期。
[47] 《民权平议》,载1903年1月4日《北洋官报》。
[48] 这份奏折的准确日期未能查到,此处转引自方汉奇等所编《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事编年》,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5辑。
[49]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载1907年2月《东方杂志》所出《宪政初纲》临时增刊。载泽此折虽仅谈立宪之利,但最终目标与新政是一致的。
[50] 孙少荆:《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成都报刊》,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关于《保路同志会报告》,《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6辑载文订正,称每份售价两文,期印1.5万张,而不是孙文的“不取卖价,一天发五六万张”。
[51] 见1908年9月25日《大公报》。
[52] 《四川官报局总办札饬各州县推广官报文》,载1904年10月5日《南洋官报》。
[53] 樊增祥:《南洋官报叙》,载1909年2月10日《南洋官报》。
[54] 《本报第一百册纪念辞》,载1909年2月10 日《南洋官报》。
[55] 《上海报界之一斑》编后语,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
[56] 《论政党机关报与官僚机关报之不同》,载1909年9月25日《大公报》。
[57] 《舆论与官场》,载1908年6月5日《大公报》。
[58] 《看报之有益》.载《四川官报》甲辰(1904年)第32册。
[59] 《说官报》,出处同前。
[60] 见1911年6月11日《两广官报》封二。
[61] 见1908年4月14日《大公报》。
[62] 见1903年10月28日《大公报》。
[63] 吴桐林、章宗祥等虽办过官报,却不是因办报而出名的。
[64] 《江督周照会商务报馆扣提宁属报费文》,载1905年2月17日《南洋官报》。
[65] 《两江总督部堂端为札催事批》、《宁藩司樊奉督宪札暂饬所属迅将南洋官报费筹解以清蒂欠文》,分别载1907年2月2日、1910年8月9日《南洋官报》。
[66] 《内阅总理大臣奕劻等奏请将政治官报改为内阁官报酌条例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69页。
[67] 前引学部《核明光绪三十三年分本部收支各款折》中,开列各地1907年申解官报费l3997.3元,超过当年成本支出,但未说明此款为当年应交报费还是历年积欠归还数。如系前者,也是仅见的一例盈余;如为后者,则有可能仍处于亏损状态。此处仅录以备考。
[68] 这是根据常理的推论,因为直接证明材料甚少。仅见的一例孤证是《黑龙江官报》“收入盈绌,统行归官”。
[69] 见1903年5月1日《大公报》。不仅官报局如此,其它各类“官局”也概莫能外。如官工艺局产品质次价昂;官医局医生为略知医理的官吏充任,往往“高自位置”,遇患者侧首掩鼻。这类生动记载在清末并不罕见。
[70] 见1910年12月15日《民立报》。
[71] 《考察政治馆奏拟筹政治官报常年报费折》,载I907年10月×日《政治官报》。
[72] 如山西《并州官报》怠惰之至,竟以考题充作论说。
[73] 《论官吏机关报之难于持久》,载该报1909年6月3日。
[74] 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59页。
[75] 《光绪朝东华录》,5194页。
[76] 《光绪朝东录,5198页。
[77] 参见1910年3月15日《南洋官报》。
[78] 其中居前三位的是《中外日报》、《时报》和《北洋官报》。)
[79] 系据同字不同形、行距不等、夹注形式等推断。该报开办前有购买印字机的记载,何以如此尚祈高明教正。
[80] 《商务官报》1905年3月由双日刊改出旬刊时特意模仿《东方杂志》,见1905年3月16日《大公报》。
[81] 见1907年7月19日《大公报》所载聚兴报房广告。
[82] 后更名为《华制存考》继续出版了一段时间。
[83] 见l907年l0月30 日《时报》。
[84] 见1907年11月6日《大公报》。
[85] 方汉奇:《清代北京的民间报房与京报》,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5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