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28 > 原创帖文 >


[转贴] 国学:一场永远没有答案的争论





国学:一场永远没有答案的争论



--------------------------------------------------------------------------------
作者:王文正

  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宣布,人民大学将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院,首期国学班将于今年9月正式招生;接着,6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来自香港孔教学院的院长汤恩佳在成立大会上做了《儒教对中国的伟大贡献》的学术报告。而这时,由北京孔庙联合中华孔子学会、安定门街道创建的、著名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题写馆名并担任名誉馆长的“安定门国学馆”已经开馆三年多;由北大哲学系研究生逄飞发起组建的、以向民众“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志愿者组织“北大一耽学堂”也已经运行四年……一时间,关于“国学”、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沸沸扬扬,倡导者、支持者、反对者、中间派、“哈哈派”都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在媒体上打得不亦乐乎——
“国学”,有必要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投石之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组建“国学院”的理由:“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西化”的严峻挑战,中华民族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积续文脉,重振国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如果一个民族的脊梁都断裂了,那怎么谈复兴?”
  然而,这种略显苍白而空泛的理由显然不是吸引他的众多支持者的原因。因为谁都知道,民族自尊心的发扬不是靠读一两本古书来维护的,古代人不都读古书吗,变节的人、动摇的人,也多得很。事实上,支持他的人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有力的根据。就在“国学院”的消息发布不久,6月11日端午节前夕,《现代快报》的一条“只知吃粽子 不知屈原为何人”报道被许多媒体转载: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30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这显然是一条“黑色幽默”式的报道,但它确实给“国学派”争取了很多的支持者。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比赛留学生队夺魁 引人深思》、《广东高考古文翻译逾万人得0分》等新闻也见诸报刊网络,许多将此类事件归因于传统文化教育没落的人,无疑都是“国学派”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但对纪宝成来说,一种最为尴尬的“支持”却来自他本人:7月12日,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作为主人的纪宝成在致辞中错误地引用了出自《诗经》的典故“七月流火”,被许多网络媒体批评和调侃:“提倡国学的著名大学校长都用错了典故,可见国学是多么值得提倡!”
  当然,在支持“国学派”的人中,也有人不是出于现实需要,更不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是从未来人类社会的走向出发来考虑的。上海同济大学文化艺术系教授郭春林告诉记者,从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看,如果坚持现在西方文明的发展思路,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人类很可能走不到自然消亡的那一天,而是被自然的强力或人类自己制造的麻烦所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儒家文明就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选择,至少可以给西方的思维方式提供一种镜鉴。
  但无论提倡“国学”者的理由多么充足,反对者依然坚定地表达着自己的忧虑。这其中最有力的反对者是著名学者,他在《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一文中,表达对权力侵犯学术自由的忧思:“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而上海学者徐来则从剖析传统文化糟粕的角度加以反对:“纪宝成们与陈明们似乎正在做着儒教再次成为“国教”的春秋大梦:在自己的鼓吹和推动下,儒教终于可以“起八代之衰”,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国家伦理。儒教中兴,因此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与当代中国社会完全脱节的儒教,会成为被顶礼膜拜的社会生活规范,还是让国学回到书斋去吧,那才是儒教乌托邦的真正所在。”
   当然,也有比较理性的“中间派”,学者徐友渔是代表。他表示,他的基本态度是高兴和乐观其成。同时认为某种批评和置疑也是必要的:如果问题基本上属于文化建设和教育,以及学术的研究和扩大对外交流,那应该没有争议。分歧出在在倡言国学时,其目的、宗旨、方向应不应该和一种保守主义的甚至复古主义的文化立场联系在一起,甚至让这种立场支配、主导我们当前的全部努力。
  然而,争论者们都没有挑明的一个命题就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究竟是启蒙——自由、科学、民主等西方价值观的启蒙(这一启蒙过程自“五四”开始,但因政治原因屡经打断)更为重要,还是自尊——回归传统文化更为重要?这一问题,1917年前后,新文化派与复古派、甲寅派等已经争论了无数次,这次的争论可谓是“历史的重演”。
“国学大师”会从这里产生吗?
  关于“国学”的争论,另一个焦点就在于,即便是组建国学院,成立国学班,就真的能产生“国学大师”,达到复兴传统文化的目的吗?也就是说,国学院的制度设计是否可行。
  根据报道,国学班的制度设计是“采用面向全国招生与入学后校内再次选拔相结合的形式,每年招生暂为20人至30人左右。为尽快培养人才,人大将在本学期末从全校2004级学生中,按照自愿原则,选拔20名左右的学生,组建2004级国学班。国学班学制为6年,采取本硕连读的方式,毕业后可直接获得相关硕士学位。部分成绩优异者可推荐直接攻读国学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实行硕博连读.”
  纪宝成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人大早就酝酿国学教育,但成立国学班是企业界首先提出来的。很多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企业现在需要人文底蕴、需要高层次的企业精神,从这一角度讲国学班的人才是社会需要的。并且表示:"我不敢说毕业生就业前景一定好,但我们认为这样的专业人士国家是需要的。"
  但实际上,纪宝成对国学班是非常乐观的:“人大国学院将培养学贯中西的国学研究者,既具备良好的文化素质和传统文化修养,又掌握现代知识体系,他们将是能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从事国学研究和教学,”“人民大学国学院的组建是培养国家缺乏的国学方面的人才,是站在当代世界的时空范围来定位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方向的,绝不是仅仅钻故纸堆。我们不敢讲以培养国学大师为目标,而未来的国学大师有可能从这里起步。”
  纪宝成这种乐观的估计,显然得不到更多人的认同。即便在支持和赞同“国学班”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对“国学班”里能走出“国学大师”持怀疑态度。毕竟,现在的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里,很难再产生出象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之类的国学大师。对此,学者薛涌分析道:“真要办一个本科、硕士六年连读的硕士班,那就是要培养一些专业人才了。这样的专业人才的一个基本素质,应该是能够坐冷板凳,愿意安心钻研古书。用世俗的眼光看,这样的人都有些怪僻,否则也很难指望他们在文化研究上有一生的承担。在没有上大学前,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很难在这样一个超然于尘世的专业上确立一生东京28的志向。”而对于纪宝成对这些“国学生”的去向安排,他更是直接讽刺说:“如今这个国学院,一方面要拉孩子们去背6年的古书,一方面又说大家已经被企业全包了,好像是技校的职业培训。那么,这些孩子进国学院,到底是冲企业去的,还是冲那些古书去呢?他们能够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吗?他们不会精神分裂吗?”
  另外,上海学者王晓渔也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国学院准备设立讲座教授,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卓有成就就请来做讲座。他们准备采取特殊的招生方法,甚至打算申请设立国学学位。这些计划都很富有挑战性,让人期待。但让人不解的是,当记者问到学生的就业,校长表示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合资企业都需要国学人才,他们可以制定企业战略、写作政府文书;当记者问到国学院定位,校长又说为了接续文脉、整理国故,现在就业市场上太多大路货,他们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其实,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会以培养“大路货”为己任,大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学院这个大山,是否也会轰轰烈烈地生个小耗子呢?
“国学”,还是中学语文教育?
  在《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一文的结尾时最后提出:“惠及莘莘学子的更好措施是加强中学语文教育。”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核心。
  其实,无论是屈原问题,还是古文翻译问题,抑或是语言文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国学”的问题,也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从当下的中国现实来说,比“国学”教育更重要的问题是语文教学问题。几首诗词背不过,几个异体字不认识,这上升不到“国学”的高度,仅仅反映了我国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学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在古代,国学是专门针对精英人才的教育,是培养国家栋梁所专设的教育,包括经、史、子、集等教学内容,也是国家录取人才的考试内容。对于现在推行国学教育,一则教师不能身体力行,二则没有制度保障。而民间所谓的“国学馆”,读《三字经》等,对大众来说更多的带有娱乐性,或者把它当作语文课的补充,没有多少人真正把“国学”当回事。
 凤凰彩票 而著名学者钟叔河则认为,一些古典的文史哲,在年轻人中间产生的影响慢慢地减小,是正常的。因为现代人要掌握的东西太多了。他还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的年轻人,有的甚至是博士,他了解的美国早期历史也不多,但这没关系,因为他并不需要知道,自然有研究历史的人知道;英国人也无必要人人背得拜伦、莎士比亚,自然有研究文学的人知道。
  也正因如此,一些网友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国学”是个很牛皮烘烘的大词,很容易让人肃然起敬,就像打麻将的人对哲学书很容易肃然得有些起敬一样。但是在这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所谓国学,对于少数人来说是讨生活的饭碗,对于多数人来说,则不过是找乐子的一种而已。
  “找乐子”,恐怕真是点到了这场关于“国学”的争论的穴位。当34名小学生以集体背诵《三字经》来表达他们对给他们捐赠篮球架的爷爷们的感谢之情时,有谁会真的以为“国学”就会从此复兴?有谁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超级幽默?以《三字经》道谢,与孔乙己站着喝酒还满口之乎者也,它们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究竟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孩子做公民而不是做臣民,做主人而不是做奴隶,要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开阔胸襟和开放眼光的一代新人,而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只能用崭新的、与世界接轨的教育,而不要指望从所谓“国学”中找到什么灵丹妙药。
也许,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继承的真的太少,但背诵《三字经》就能解决问题吗?同样,保持文化的多元性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来说也是必需的,但办个“国学班”就能解决问题吗?关于“国学”,无论是倡导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又都有现实的证据,然而他们却谁都说服不了谁,看来,这真是一场永远没有答案的争论——而这,反映的正是这个时代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