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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明的君主也是灾难,乾隆的130起文字狱
满清文字狱,——文字狱的巅峰之乾隆篇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最热衷于制造文字狱的皇帝:乾隆

满清乾隆时期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

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

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十几万部图书典籍。

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乾隆:疯狂的常态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东京28开奖网址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凤凰彩票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销毁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史书典籍,毁灭中华文化,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乾隆皇帝继雍正皇帝之后,把文字狱的政策推向了疯狂状态[注61],并使这种疯狂成为常态。除了著名的如(高官)胡中藻案[注62]及特别有名

[注60]为了让曾静安心宣传,雍正有谕:"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但在乾隆皇帝即位的第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明年为乾隆)十二月八日下诏:"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十九日下令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并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全国收缴,有私藏者治罪。

[注61]也有特例,如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赦免汪景祺与查良嗣的罪行(二人已死),准其被流放的亲属回原籍。

的王锡侯案[注63]外,纵观乾隆治国六十年,竟发生了各类打击社会底层的文字(言论)"小案"四十二起,计分四类:

炫才邀恩十六起;

妖言案九起;

愤怒谤议八起;

僭妄犯讳九起。

(一)炫才邀恩案

1、王肇基献诗联案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八月,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穷书生王肇基(原籍直隶平乡县),乘万寿节(皇太后生辰)之机向汾州府同知衙门献祝寿诗、联。据说诗、联虽然字句鄙俗,尚有颂圣之意,而所附《叙后》却"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谤毁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折)。

王肇基当即被捕,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谤讪,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那论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只求替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阿思哈将其当作呓语,上奏说王肇基"类似疯颠"。乾隆皇帝指示,将王肇基杖毙,其母、妻等人交地方管束。

[注62]胡中藻,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因卷入鄂尔泰与张廷玉的两派之政争,被乾隆皇帝借其作《坚磨生诗钞》入罪,斩。诗钞中有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皇帝认为加"浊"于"清"之前,是侮辱大清国;又"记出西林第一门",被解为"攀缘门户,恬不知耻。"于是他宣称:"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时在乾隆二十年,即公元1755年]。四十六年,有大理寺卿尹嘉诠著书为父请谥号,被判凌迟;又,已故浙江举人徐树夔因《一柱楼》诗语涉讥谤,被开棺戮尸。

[注63]王锡侯,江西新昌人,会试落榜,花十七年功夫著《字贯》(工具书),补《康熙字典》之遗漏,称后者"举一漏十",并在其著中不避圣讳,招致乾隆皇帝痛恨。不仅王锡侯被杀,而且禁书尽力的江西巡抚海成也被判了死刑,一大批官员遭革职处分。[时为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

2、刘震宇献策案

十八年(公元1793年)十月,江西金溪县学附生、七十多岁的刘震宇在长沙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骥投献自己所著的《万世治平新策》,请求转呈御览。所谓"新策"多属迂阔难行之事,甚至与当时制度有冲突。如批评朱熹注经错谬,请撤贬"关圣帝君"(关羽)的封号、祀典,等。但尚构不成悖逆。他携书到湖南,看见缉捕马朝柱(湖北匪首)的告示,想起书内有清查户口等策条,便冒昧献书,没想到反而被拘捕。湖南巡抚范时绶奏报案情,拟照"生员违制建言"的律条把犯人解回原籍黜革,交地方永远禁锢。(剥夺出仕权利)。乾隆皇帝命将刘震宇处斩,书籍及板片销毁,范时绶因处理此案定拟过轻,交刑部严加议处。

3、刘德照献字帖案

刘德照原籍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流寓山东濮州(今范县西南),从阴阳类书上抄了些关于五行生克的词句,写成一份字帖,题为《春秋建论词》,于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春间携帖赴京师呈献。行至德州被捕役拿获,署山东巡抚白钟山以"似类疯狂"奏闻。接着又在他原籍搜出"悖逆"字帖,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直隶总督方观承当逆案上奏。乾隆皇帝传喻应照"大逆"律定罪,不得视为"疯狂",杖毙了事。

4、邓文亮呈递诗文案

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三月,福建学政纪昀在延平府主持岁试。永安县童生邓文亮闯入试院,向纪昀呈递自著《戒淫说》、《戒暴文》及诗。《戒暴文》称梦见雍正帝,授缉拿湖北匪首马朝柱的机密。邓文亮年过四十尚未入学,想通过此举获得纪昀赏识,让自己当上秀才。不料当场被捕,福建巡抚定长据"诈传诏旨"律拟判斩立决上奏。

5、李超海自荐案

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四月,江南宁国府武学生员李超海(宣城人)向安徽学政德风出具呈文,请求考试武生时拔取他,并献上自己所著的《武生立品集》。李超海因历次乡试不中,牢骚颇盛,如云:"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为甚";"重为君重,轻为君轻,若何文重武轻";"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心"及"大明进士"等。德风从书中检出"狂悖"言词,奏报朝廷,乾隆皇帝谕令查处,李超海被拟斩立决。

6、严譄投呈奏折案

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七月,寓居京师的山西高平人严譄到大学士舒赫德府宅投呈书信与一件奏折,请求舒赫德把这件指责贪官污吏、请立皇后的奏折转呈皇帝。严譄在都察院做过书吏,役满留京在一家旅店当账房。他听到不少关于皇上与皇后关系的议论,因而上书献言,除奏折外他还写了一封《呈四阿哥启》,因故未投呈。舒赫德接到呈件,立即拘禁严譄,并派人搜查他的寓所,搜获奏折底稿和《呈四阿哥启》。

由于所议之事涉及宫闱,乾隆皇帝对案件非常重视。办案人员对严譄严刑逼供,拘讯严譄在京所结识人员和老家亲属,追查消息来源,最后照"大逆"律定拟:严譄凌迟处死,家属从坐。乾隆皇帝命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

7、刘翱投书案

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月,湖南安化县八十六岁的刘翱在省城向巡抚颜希沈呈献他早年著的《供状》书。刘翱粗通文字,《供状》捏造康熙帝颁给陈鹏年的谕旨,称颂雍正帝继位之正,指斥曾静、吕留良。他自以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数十年间一再向官府投献此书而遭拒绝。此次听说朝廷征集遗书,便不辞年高,亲自到省城投献。他还在书后添写了几句话,内云:"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颜希深拘审刘翱,问到献书动机,刘翱供称:"当年呈递,原有邀恩妄念。如今衰迈,并无他望。因编集是书曾费数年心力,其中或有可采,亦未可定,不甘埋没。"颜希深派人搜查其家,拘讯其亲族乡党,没有发现新的情况,便上奏朝廷。新任巡抚李湖提议比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治罪,乾隆皇帝命把刘翱发遣乌鲁木齐。

8、王大蕃投呈秦疏案

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六月,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王大蕃在江西南昌想同乡程景伊(在朝充协办大学士)写信,要求代呈奏疏。疏中随意编造贪官虐民的情况,以及征粮、关税、考试等方面的弊端。结果,比照"假以建言为由,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例,加重一等发遣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

9、吴英献策案

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九月,六十岁广西生员吴英在省城桂林拦住布政使朱椿的大轿,呈献《时务策》一篇,请求代奏。策中提了五条建议:蠲免钱粮;添设社仓、义仓;免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其中第一条有两处文字犯御名,且有"狂悖"语句,如称朝廷减免钱粮,"其恩未元,其泽未长"。因而遭到逮捕,家属十多人也解到省城受审。最后,广西巡抚姚成烈依"大逆"律定拟:吴英凌迟处死;二子、一弟、一侄斩立决;妇幼配给功臣家为奴。

10、艾家鉴试卷写条陈案

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八月,艾家鉴参加本省乡试,作文不成,写条陈请主考转奏。他原先常在衙门帮书办缮写文册,知道一些公事、禁约之类,于是就地方事务写了几条建议:鹤峰州学进学各额原为八名,请增加四名;州城兵营军粮原由荆州北路运送,请改南路;州属每年征黄柏税银十四两,请免征,等等。条陈开头还编了四句诗:"妄求名誉赴科场,忽忆弊端敢缕杨?下顾今朝枉到此,惟祈百姓颂君王。"乾隆皇帝命治其"妄控"之罪,比经照"蓦越告机密重事不实,发遥远充军"例,把艾家鉴发遣乌鲁木齐充军。

11、章知邺献诗案

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月,乾隆帝第二次南巡抵达浙江。临海县训导章知邺不听学政窦光鼐劝阻,硬要向天子献诗。窦光鼐奏上其事,乾隆帝当即召见章知邺,命他作诗,结果诗作拙劣。章知邺竟又表示愿意从军。乾隆帝不能忍耐,把他革职充军辟展(今新疆鄯善)。章知邺在戍地作笔记"妄为悖逆语",诬陷窦光鼐,终于被诛。

12、王珣呈书案

王珣是直隶盐山(今河北盐山)人,家有围屏十幅,上写王勃《滕王阁序》全文;又有对联一幅,上写:"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围屏字幅和对联都出自"乩仙"之笔。他为此编了四本书,叙述"神书"、"神联"的来历,并"申明《四书》大义",认为历史上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都不对,臣子应该守本分,即使断头也不该接受君位。为了讨好满清,他把所引《论语》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一句的"夷狄"二字改为"义帝"。王珣之兄王琦进京投呈,官府拘捕了王珣兄弟及诸葛移等人。办案人员认定王珣"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妄图哄骗银钱,甚至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照"造作妖书"律定拟:王珣斩立决,王琦充军乌鲁木齐;盐山知县陈洪书坐失察罪革职。

13、智天豹献历书案

直隶高邑(今河北高邑)人智天豹编造《本朝万年历》一部,预拟年号三十余个,意在颂扬清朝国祚长久,将超过号称八百年之久的周朝。书中把乾隆一朝年限定为五十七年。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四月,智天豹打听到乾隆帝将谒西陵(在今河北易县),指使门徒张九霄背负《万年历》在御道旁守候,准备拦驾呈献。张九霄被吏役拿获,智天豹也被捕。最后,智天豹以妄造年号,不避庙讳,捏造先帝显圣的谎言等罪,斩立决,张九霄秋后处决。

14、刘裕后献书案

刘裕后是山西兴县人,行医为业。他父亲是黄河上的筏工,不幸于乾隆初年溺死。刘裕后昼夜哭泣,遂成疯症,十多年来时发时止。其间写成《大江滂》一书,书名取义是:父亲身沉大江,使孝子泪雨滂沱。二十年(公元1755年)五月,刘裕后行医至山西保德州,正逢山西学政按临主试,便闯进试院投呈《大江滂》。他以为书能转奏,不料当场被当作罪犯拿获。经检查,书中自比圣贤、仙佛,称颂父祖至于僭拟帝王,以及讥刺朝廷等。山西巡抚请准圣旨,把刘裕后杖毙于市。

15、徐鼎试卷写表文案

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八月,五十岁的徐鼎应浙江乡试。他无意按题目作文章,却把事先写好的一篇《平缅表》默写在试卷上,然后在考场上自缢,经抢救脱险,移交审讯。徐鼎交代说,临试前夜他睡在号房内,听见有人呵斥他,不许他在场内作文;又见一个大胡子把帘子揭起,眨眼不见。受此惊吓,他想寻死,又觉得死得没有名目。三月间,他见抄报上有征剿"缅匪"的消息,曾做过《平缅表》,打算进呈。《平缅表》都是歌功颂德之词,不致惹祸,但徐鼎的行为严重犯规处,杖一百,革去生员资格。

16、冯起炎注经呈词案

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爱慕两个姨表妹,写了一篇长长的呈词,借以请皇帝做媒。第一部分是关于《易经》、《诗经》的问答,共三十则。每条都假设皇帝"陛下"任意取《易经》一两句发问,然后由"臣"(冯起炎)任意取《诗经》若干间句作答。假如陛下命题曰:"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则请诵一诗以应之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呈词的第二部分是冯起炎对《易经》经文的解释,共十四条,引喻失义。冯起炎用以上两部分来显示才学,为第三部分开路的,第三部分才是全篇呈词说道:"臣尝到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冯起炎把呈词揣在身上,于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正月进京伺机投呈。二月,乾隆帝将往易县谒陵,冯起炎闻讯便赶赴车驾将要经过的长辛店一带守候,被官役拿获。署直隶总督袁守侗在奏折中作称:"查冯起炎以婚姻细故私写呈词,欲于仪仗前呈递,实属蚩妄不法。其图娶人女虽迹类疾迷,而语言尚属清楚,又安知非色令智昏,肆其狂吠?自末便稍为宽货。且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献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乾隆皇帝朱批无异议。

(二)妖言案

1、丁文彬编造"逆书"案丁文彬是浙江上虞人,读过几年书。略晓文义。他想著书求名,抄袭而成《文武记》、《太公望传》,于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呈献江南学政庄有恭。庄有恭收了丁文彬的书又把这两部书增补改写为《洪范》、《春秋》。作者在书中以"天子"、"王帝"自居,并且大行封赏:父母封"王"封"后";兄、叔等人封"公"封"太宰";暗自恋慕过的一董姓女子封"妃"。丁文彬年幼时,叔祖丁芝田在山东任教官,与孔府衍圣公某订交。丁文彬随这位叔祖在山东住过几日,终身不忘,藉此想入非非,在《洪范》、《春秋》中妄称该衍圣公曾将其二女许配给他,于是分别封"后"、"妃",孔府其他人也封予高官显爵。丁文彬还编造《时宪书》,自拟国号"大明"(后改"大夏"),年号"天元"(后改"昭武"),自画钱币样式,自订冠婚丧葬制度等。十八年(公元1753年)五月,三十八岁的丁文彬携带《洪范》、《春秋》和《时宪书》等来到曲阜孔府,向素不相识的当代衍圣公孔昭焕献书、攀亲。孔照焕呈报山东巡抚,巡抚上奏清廷,最后照"大逆"谋反例把丁文彬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他的亲属及看过"逆书"的王士照等人分别判斩监侯、杖、流等。

2、王宗训妄造"逆词"案

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湖南衡阳人王宗训散发红纸二张,上写"逆词",自称要做天下之主,有天神扶助,不要人帮。被捉拿后招供,这些话是雁峰寺"掌能和尚"教给他的。吏役拘他到雁峰寺,王宗训却指佛殿内寿佛铜像为"掌能和尚",说寿佛能掌天下之权,所以他给它起名"掌能和尚"。广西巡抚北钤奏请照"大逆"律将王宗训凌迟处死,家属从坐。

3、杨锦邪帖案

云南宾州(广西宾阳)人杨锦在弥渡做裁缝,与街邻王明因隙成仇,便设谋陷害王明胞兄王辅,造邪帖写王辅"在石牛厂归顺鬼酋宫里雁,授为领路先行官,聚集兵马"写毕,央请不相识的傅超将邪帖投呈讯防衙门。案情大白后,云南巡抚刘藻奏请照"妄布邪言、书写张帖、煽惑人心,为首"例,将杨锦处斩,傅超杖八十。时为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二月。

4、文韬造谣案

江西人文韬(具体乡贯不明)以算命卜卦为业,一日从师父遗书中发现有"十愁"词句,便将其中的"难过饥荒年"一句改为"难过鸡猴年",以此恐吓世人,好让人家请他祷禳,藉以牟利。不料谣词经人传抄,越传越广,被贵州当局发觉,究出谣源。三十年(公元1765年)七月,按"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众"律,文韬被拟判斩监候,秋后处决。

5、李浩刷卖《孔明碑记图》案

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浙江有人出售《结盟图》和《惩匪安良图》板片,李浩觉得有利可图,便买下板片自行刷卖,又自编《孔明碑记图》,加印其中。八月,被瑞安县拿获。《孔明碑记》传单上有五句"隐语妖言多不可解"题记,其中一句是"两两相争不见天"。据李浩说,他在老家从熟人那里见到这份传单,就请工匠刻成图文相配的印板(刻有石碑和孔明像),随时刷印,连同另两图一同出售。

案发后,福建、广东两省官吏对《孔明碑记图》的来历进行彻底追查,拘讯了一大批人。另两图是劝人行善的,无不法字句,但因为与《孔明碑记图》结缘,也受到追查。最后谣传的来历则越查越糊涂,极其例外地不了了之。

6、林志功编造诸葛碑文案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林志功编造所谓诸葛碑文,投进知县饶晋均轿内,当场被捕。审问中,林志功称碑文语句是三茅君(道教神仙)口授给他的。闽浙总督杨廷璋、浙江巡抚庄有恭联衔上奏,以林志功"妄称诸葛,自比关王,情类妖言",拟依"造谶纬妖书传用惑人不及众"例,把案犯解刑部发遣黑龙江、宁古塔等处给与披甲人为奴;其叔父林鸿瑞虽不知情,也应依律治罪,因年老准其收赎。

7、林时元投呈字帖案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福建南安县人林时元投递字帖,字帖杂糅"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令公"、"林家府"、"第一军师"、"贤臣"、"龙翁"、"龙母"等词句。地方官奏称"该犯实系病发疯狂,并无为匪实迹",拟照"妄布邪言、书写张帖、煽惑人心,为首"例判斩立决。乾隆皇帝得奏,对"实系病发疯狂"之说大为不满,传谕无论真疯假疯都应严加刑讯,明正其罪,以儆戒众庶。三月,林时元在省城处斩。

8、刘三元编写逆词案

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寓居湖北恩施的流亡文人刘三元(原籍湖南溆浦)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乾隆皇帝朱照"大逆"律,刘三元凌迟处死。

9、王作梁逆书案

王作梁又名王坤治,江西南昌人,略知文墨,随兄王才宗在安徽安庆学做生意,认识当地商人金懋明,后得疯症被送回老家。四十四年(公元1779)三月,他在家写了四封书信,作一包托人带给金懋明。金懋明收信见背面写有"坤治元年"字样,惊惧万分,当即呈官。安徽巡抚裴宗锡据以上奏,乾隆帝谕令江西巡抚海成捕讯犯人。海成遵谕办理完毕,因王作梁"书符写怪,妄称年号",奏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兄王才宗缘坐斩决,其余免议。最后王作梁如拟处死,王才宗改为秋后处决。

(三)愤怨谤议

1、朱思藻《吊时文》案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夏秋间,江苏常熟一带闹风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朱思藻摘取《四书》中的一些词句,如"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之类,添加一些话,凑成一篇《吊时文》,藉以排遣伤时之情并向来访的亲戚张世美夸诵。张世美把它带回家中叫儿子抄了一份,随手塞在身上。张世美外出讨债,误将抄文连同债约一起付出,结果落在监生景如梓手中,景如梓到官府出首。案件逐级上报,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悔慢圣言,鸱张讪谤"的罪名请旨将朱思藻处斩,张世美重责四十板、枷号两个月,其余有关连的人也受到责罚。

2、李雍和呈词案

十七年(公元1752年),江西泰和县童生李必亨独自往四川寻找逃亡的仆人,在蜀地盘缠用尽,困境中算命乞讨,受尽凌辱。他到处投诉求助,张贴呈词向各界告哀乞怜,人们反而把他当疯子,最后被官府递解回籍,沿路所受折磨不待言说。回家后李必亨由绝望而狂愤,胡乱写成一篇"逆词",责怨上天,责怨孔子,以"尔""汝"称呼皇帝,指斥乾隆。

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六月,江西学政谢溶生按临吉安府考试生、童。李必亨改名李雍和应试,乘机把诉苦的呈词和怨天尤人的"逆词"偷偷塞在学政行李中,谢溶生回省后事情发露。李雍和被捕解到省。江西当局照"大逆"律上奏定拟:李雍和凌尽处死,枭首示众;胞弟李大有斩立决;李雍和妻、幼子、幼侄解刑部,配给功臣之家为奴,清廷照准,只改动一条:李大有秋后处决。

3、王寂元呈词案

王寂元原名王献璧,甘肃成县人,读书无成改学医,后又做过和尚,法名寂元,遂称王寂元。他身患疯症,时好时发,经常捏造神佛下凡的妄言以诓编钱财。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九月,陕西学政钟兰枝到甘肃阶州考试生、童。王寂元闻讯,编造了一份后来被指为"肆其狂吠,恣意谤讪"的"逆词"。共"大逆"的程度,连后来办案的官吏都不敢抄录引用,所以至今无从知其片言只字。钟兰枝路成县,将进公馆落宿时,预先埋伏路旁的王寂元冷不防将"逆词"投入学政大轿,自己乘夜色掩护逃之夭夭。王寂元在"逆词"中直置已名,官府没有费多大工夫便把他缉拿归案。审讯中,王寂元供称做这种事时疯病发作,身不由主。官府不由他分说,径依"大逆"律定拟凌迟处死、枭首示众,家属缘坐。

4、柴世进呈词案

柴世进是江苏山阳(今淮安)县船工,家庭连遭不幸:妻亡之后,儿子落水淹死,本人思子成疯,时发时止。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正月,柴世进疯病发作,手持红纸包闯入两淮运使衙门,当即被吏役拿获。经检查,纸包内有字纸九张,都写满"逆词",甚至有"大逆不道"字句,接着又在他住过的地方和他弟弟柴世禄家中搜得同类字纸。原来这些字纸上的"逆词"都是柴世进从小说书上胡乱摘抄来的。江苏巡抚明德却郑重上奏,题为"为拿获造作逆词人犯,请旨亟正典刑,以彰国宪、以快人心事"。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已批准刑部等衙门核批,及看过"逆词"材料后,认为不值得上报复审,命就地杖毙。

5、魏塾抄批《徙戎论》案

《徙戎论》是西晋文士江统所著[见本书第六章],大意列述历史上汉族王朝对异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劝惠帝把五部之民迁徙于西北边远地区,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求得晋王朝的长治久安。

山东寿光人魏塾读《晋书•江统传》,对传中载录的《徙戎论》发生兴趣,便把它另纸抄出,并在抄文末尾加了一段百来字的批语,表达读后感想。他恨晋惠帝不听江统之言,以致酿成"五胡乱中华"的混乱局面,最后说:"然岂独晋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乾隆二十二年,南疆回部***教首领大、小"和卓木"布那尼敦与霍集占倡众叛乱(后被清军平反),所谓"后绪"指的就是这次事件。魏塾不过是对时事发一点感慨,案发后,官府却认为是对当今盛世的毁谤,照"大逆"律拟凌迟处死,家属从坐拟斩立决等,正在南巡途中的乾隆帝命改为斩立决,家属改斩监候等。

6、程明禋摘批《刺世疾邪赋》案

程明禋是湖北孝感生员,多次乡试不中,教书又被富人轻视,愤怨郁积。偶读《后汉书•赵一传》,传主所作《刺世疾邪赋》激起他的强烈共鸣,便从中摘抄"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等句,密加圈点,并加批语云:"古今同慨。"案发后,程明禋以"悖逆"罪处斩,时为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四月。

7、李一、乔廷英互讦案

河南登封县生员李一因科场失利,愤懑日增,年老教书失业,益发狂愤。他自号半痴先生,所著诗文充满"狂悖"字句。如《半痴解》、《糊涂词》有"天痴地痴"、"无地湖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游卢岩寺记》有"吾得尺寸之柄";《民为贵篇》有"任官之刻剥其民,不许民之诘告其官",等等。李一将这些得意文章自抄一份,底稿送给同乡好友乔廷英。乔廷英大为赞赏,将底稿妥善收藏。李一的儿子李从先出外归来,看见父亲的狂愤文字后便劝他烧毁。李一于是从乔家要回底稿,连同抄录稿一并烧毁。他没有细心检查索回的底稿,不知乔廷英还保留一部份,而且交还的部分也被抄录。

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十二月,李从先与人争秤行兴讼,指控乔廷英从中挑唆,两家关系恶化。乔廷英愤而出首李一的"狂悖"文字。李一也不示弱,指控乔廷英有"悖逆"诗。官府果然从乔家搜得其诗稿,内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及"志士终当营大业"等句,还搜出禁书《雉园存稿》。次年二月,河南巡抚据"大逆"律定拟奏请;李一、乔廷英二人凌迟处死,两家亲属从坐。

8、贺世盛《笃国策》案

贺世盛是湖南耒阳人,案发之年(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六十九岁,科举功名是县学增生。他因求仕不得志,养成怪僻的性情,一向与亲族乡党合不来,晚年索性离家独居宗祠,替人写状子糊口。抑郁无聊之中,他写了一部未完稿的《笃国策》,书中议论朝政,指斥当道,强烈抨击选官捐纳制度,认为这种卖官制度妨碍了科举正途,又批评乾隆帝拒谏。贺世盛自称写这部书稿的目的是为了"笃厚国本",故称"笃国策",完稿后准备进京呈献的。没有想到书未完稿则被搜缴而去,本人被捕。湖南当局依照"大逆"律定拟上奏,诸臣会审无异词。命原拟凌迟处死改为斩立决,其子贺家端(系生员)曾屡次跪劝父亲烧毁"逆书",其余子侄均为不识字的农民,又不知情,因此一概免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