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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在《现代》杂志的轶事
萨特在《现代》杂志的轶事





今年是萨特诞辰一百周年,也是萨特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杂志《现代》创刊六十周年。杰尔曼娜·索尔贝女士在《现代》杂志担任秘书长达三十年。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喂,我给您接萨特……》一书(马振骋译),就是索尔贝对这段妙趣横生的工作经历的回忆。这里摘录书中关于萨特的轶事,以飨读者。

——编者



脑袋胀得像南瓜


有5年时间,直到波拿巴路那次炸弹案为止,我们两周一次在星期日十七点三十分聚集开会。萨特、杂志的九位编委、科和我。在曼西太太公寓所东京28在的五层楼上往下看是圣日耳曼广场和雷恩路的远景。萨特在办公桌前跟我们面对面。西蒙娜·德·波伏瓦、梅洛-庞蒂、朗兹曼、贝佐、高兹、柯莱特·奥特里,坐在桥牌椅上,要听,要讨论,要争议好几个小时。这令人兴奋,让人疲劳,有时还隐晦难懂。但是我不能不听——

  “索尔贝太太,一刻钟前您思想开了小差。”

“是的,先生,对不起。”

“那么我给索尔贝太太再说一遍。”

他又作了一次说明,那么清楚,连我自己也奇怪那么明白的事会弄不懂。

有一个夜里,一点钟,我们都在下楼梯,柯莱特·奥特里对我说:

“您的脑袋没有涨得像南瓜?我是撑不住了!”

“哦!柯莱特,您的话真叫我高兴!我到后来一点也不懂,我现在头还痛得厉害,我以为只有我才这样呢。”

“我要跟他说去。不可能连续听上七个钟点不生病的,他太聪明了,人家可没法跟上他的节奏。至少四十八小时后才能恢复过来。明天,我给他打电话,跟他闹。”

我离开时安心了。如果一位取得大学哲学教师资格的人也有这样的反应,何况我这个无文凭的人。

我的文凭我是有一天从萨特那儿领来的,我比有了一张博士文凭还骄傲。我在《现代》工作了十五年。萨特要我把南特大学的一名学生向杂志自我推荐的文章寄还给他。这已是他第五次投稿试图发表,他纠缠我不放。

“您让他明白他的文章对十六七岁的大学生来说是写得不错的,他写的是一篇作文,还有不要给这个有……有什么?两张还是三张学士文凭?……的家伙缠住,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突然他转身朝向我:

“说来也是,索尔贝太太,您有什么文凭?”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我说话结巴,他的独眼盯住我看,谁心里有什么都躲不过。

“啊好!好吧,现在您有两张文凭,今后不用再提了。”


哲学敌不过牙凤凰彩票痛


1945年,他的继父故世后,他在波拿巴路安顿下来。曼西太太照顾他生活起居,保证他的舒适安静。他们组成一对又温柔又滑稽的母与子。对她来说,萨特不是天才,而是他的布鲁。他们两人都很懂音乐,弹四手钢琴。他住在她家,但是在餐馆用餐,在咖啡馆写作与接待朋友,经常出门旅行,时间用在女人、学生、讨论和工作方面。尤其是工作。

他夜里写作,每到晚上,曼西太太把一热水壶茶放在他的办公桌边。还有一只取暖炉。有一天早晨,她发现他非常激动,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放在腮帮上。

“妈妈,我是个浑球,我五十出头了,成了个浑球,这太可怕了。我一个夜里没有写出一行,你没有给我留茶。”

“你的茶跟平时一样在那边,你没有碰上一碰!”

“那是我浑球到家了。我没写东西,又看不见茶。”

他的手始终放在腮帮上,肿得有两个腮帮那么大。

“但是你发炎了!”他的妈妈大叫,“看着我,看着……”

他抽回手,照镜子,细瞧自己的肿腮帮,终于承认是痛,不是未老先衰,使他无法工作。

曼西太太立刻给她的牙医打电话,牙医立即给他诊疗。牙拔掉,脓泡破裂,痛也减轻了,萨特这才发现了他直到那时还不知道的新人类:牙医。

“他们非常有效,您知道。您应该让他们检查您的牙齿,索尔贝太太,这是个明智的预防,这些牙医都很有能耐。”

“先生,我就是这样做的。一年我去做两次检查。”

“真的吗?”

他惊呆了。这样我知道了生活中他所不知道的另一面。“牙医是很棒的人,”他对谁都说,“您应该去找他们诊断……”

星期日会议并不总是谈哲学与文学,有时也谈些较为轻松的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向我们说的一件大衣的故事。她和萨特从一家餐厅出来,漫步下坡走到圣日耳曼大道,一直在对话,这时她发觉萨特不停地举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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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干嘛,萨特?您为什么不停地举手臂?”

“我不知道。我的衣袖有点碍事。”

她检查他的大衣。

“萨特,您的大衣拖在地上,袖子也长了许多,您的手也看不出来了!”

他在衣帽间里取错了大衣,两人走回头路去把它换了过来。

不管分心不分心,他是个老板。当他出外旅行或者在写书时,他可以五六个月对杂志不闻不问,不可避免地,销量与订户都会下降。当我把这事对他说时,他大吃一惊。于是他回来,重新选择稿子,写文章,刊登他下一部书的章节,马上立竿见影,销量就会上升。《现代》杂志社从不缺少天才,但是这份杂志在法国内外取得成功总是靠他一个人。


一张空白支票


1961年波拿巴路楼房的一部分和他的公寓被炸毁后,萨特把他的母亲安置在旅店里,他自  己迁入拉斯帕伊大道的一间工作室。他的地址必须保密,会议取消。我们几个人只是用书信或电话进行相互联系。

警察在秘密军队组织一名成员的家里找到一份名单,或多或少都跟萨特沾边,这些人无疑都是下一批的攻击对象。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有六个月时间,几名警察监控我住的大楼和我的汽车。我的女门房感到迷惑。

“这幢楼里大约有个重要人物吧,”她对我说。“警察放哨,夜里也不撤。您知道是谁吗?”

“不,”我说,“我不知道。”

萨特很惭愧,行刺是针对他的,而他的邻居都成了受害人,他要赔偿他们,他身边的人好不容易让他明白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他的钱还未赚到就先花了,从不计算。

虽则我在《现代》的职务很占时间也很令人兴奋,我还是有私人生活。我有幸福的时光,也有我的一大堆问题,1951年我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噩梦。12月19日,我的女儿生了个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是否活得下来。分娩很不顺利,母与子好几天处于生死之间。

布里斯诞生后第四天,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到办公室。当我们握手后,我向她说我已当了外婆。我们两人同年,都是四十岁。她立刻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回。

“对不起,但是我就是在想您怎么身上有尿臭。”

“这叫我也奇怪,我没有权利去碰婴儿,他太娇弱了。”

雷吉娜与布里斯的病情需要在病房里二十四小时监护,由于我没有钱雇个夜班看护。所以就由我每晚去他们身边,守夜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这时日班护士来上班。我回家睡上一两个钟点,好好淋个浴后再上办公室,但总是惦记同一桩心事:他们活得下来吗?

白天办公室,夜里医院值夜,我精疲力竭。一周以后,萨特在给我交待了工作指示后已经准备离开,却在门前停步了。

“您若继续这样放荡下去,索尔贝太太,您支撑不了多久的。您现在这张脸您自己看了吗?”

“以我碰到的事,我看不出我怎么还能够放荡。”

他转身朝我走来。

“您碰到什么了?”

“德·波伏瓦太太什么都没对您说吗?”

“没有,告诉我。”

我把一切告诉了他:不眠的夜晚,担忧,护理工作,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我的面孔像个纵欲的女人。他对我提问题,很专心,很同情,然后他转向他的办公桌,拿出个人支票薄,签了一张空白支票。

“拿着,答应我该花就花。如果您还不够花,再来向我要另一张支票。现在,走吧,照顾他们直至他们安全了,您只有到了一切都好了后再回来。”不让我有时间向他道谢,他又说了一句:“快走吧!”

我两周以后才回到办公室,对脆弱的婴儿始终有点儿担忧,但是母亲的情况叫我安心了。萨特正在那里。

“啊,您来了!一切都好吗?”

“是的,明显好多了。”

“那就好呀。因为您走后这里一切都乱了套!”

好几年以后,他给布里斯做了一件他从来不做的事:写题词。一般来说,他叫让·科来代替他签名,让·科模仿他的笔迹几可乱真。我以前从来没有要求他在一部书上题词,但是我给我的外孙买了《词语》一书,我冒昧地说:“布里斯将会乐得发疯的,您要是同意给他在《词语》上题个词……”

他拿起书。他写道:“给布里斯”,接着对他的外婆表扬了一番。外婆喜得发狂了。

我没有在那张空白支票上写上大笔数目,因为我执意要归还他。经过四个月省吃俭用、东拼西凑,终于凑齐了必要的数目。我开了一张支票,随同工作的账单一起交给他。十天后,他给我书面工作指示,在那些纸页中间我发现我的那张支票已撕成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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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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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拍摄的萨特著名照片(1946年)






文汇读书周报7月1日